杨伯江：解读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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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集中讲一下日本问题与中日关系，主要讲以下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就是日本的对外政策还有日本社会现状；第二部分是日本即将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和安倍政权对华政策走向；第三部分是中日关系以及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第一，日本的对外政策与社会现状。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那么在近年来日本对外战略走向的一个脉络，我们知道在战后日本经过了长足的经济发展，那么在60年代末的时候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80年代它又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一直雄踞世界第二的宝座，一直到2010年它的经济总量GDP被中国所超越，成为世界第三。

在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有一条规律在日本的发展当中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体现，那就是经济能量政治化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那么日本在政治方面的诉求也在不断地变得强烈，那么在八十年代初在中曾根内阁时期，当时的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提出来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问题，那么按照当时的日本党政者的话说，就是日本要发挥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作用。

这段时间应该说当时的世界格局还处在冷战的这样一个格局之下，日本的这种愿望提出来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发挥的机会，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因为这个冷战结构紧紧的束缚着日本寻求更大的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和行动自由。那么在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日本要求大国化，政治大国化的这种诉求进一步增强，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付诸行动。在1994年的时候日本第一次提出来它的政治大国化的目标，标志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所谓的入常。

但是这样一个日本版的大国化战略始终有一部分死角或者是角落还是没有得到，在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得到澄清的，究竟这些角落怎么样去填充，给予什么答案是没有的，什么呢？就是日本是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那么在那段时间里边日本国内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我们把它叫做战略论证，比如说日本究竟是做政治大国还是做民生大国，还是做科技金融大国？或者叫中道国家也就是说走中庸之道，日本要做一个小而闪光的国家。那么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争论，这种争论到90年代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就确定了，就尘埃落地，那么日本还是要做政治大国。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最后给出答案，就是日本的政治大国指标体系当中是否包含军事大国，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的，那么此后进入了21世纪小泉政权时期开始给出大国，那么我们知道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那么日本以协助美国进行国际反恐战争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这个借口，那么在国会通过了多项所谓“有事方案”，第一次把军旗打向了海外，包括派兵伊拉克，包括在印度洋为美英的舰只补充燃油等等这些，那么都是当时的一些重要的表现。这样的一个动向在安倍内阁时期出现了一个大的跨越，我说的安倍内阁时期是两次，一次是2006到2007年安倍晋三做过一年的首相，在这一年当中他做了四件大事，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这四件大事没有一件是和经济民生相关的，而都是和政治和军事安全相关的，都体现了安倍个人的政治理念和他的政治报复。

第一个就是修改了日本教育基本法，因为日本右翼保守派人士说迄今为止日本的教育不行，是自虐型的，所以要把它进行修改，甚至是要做一些颠覆性的修改。第二个安倍内阁时期就是把防卫厅升省，就是在2007年1月份做的，使防卫厅升格到防卫省。那么第三个就是通过国民投票法，那么这个国民投票法它不是一个泛泛的法律，而是为未来修宪量身订作的一个修宪的路径法，就是将来修宪其中有一条按照第九条，按照和平宪法的相关条例要对宪法进行修改，其中一个环节，一个门槛是要进行国民的投票，那么国民投票怎么样进行，这部法律就是来落实这一条，所以是一个修宪工具法。那么最后一个第四点就是它通过海洋基本法为此后日本海洋计划大纲的出台奠定了一个法律的基础，可见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安倍的主要的兴趣就是在军事、安全、政治、历史等等这些问题，而不是在经济民生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