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风险（3）

改革面临“重新适应”的问题

朱敏：一旦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遭到破坏，再要凝聚改革共识就会出现巨大的困难，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就会遇到风险。这对管理者意味着什么？

竹立家：意味着必须正视结构性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精神状况的变化，紧紧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化改革，并按照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按照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力求在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制度突破。只有做到改革的“纲举目张”，注重社会改造的“零星工程”，跳出“问题循环”的改革困局，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也才能使国家民族有一个长治久安的稳定发展局面。

目前，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未来社会发展新秩序的重构，都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呈现复杂多样的特征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急剧分化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如何指导和规划未来的改革，切实从“制度安排”上体现社会发展价值的要求，做到“善政为怀民为天”。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紧迫性。

朱敏：我们知道，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把人类文明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况”，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境况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您看来，这对人类文明意味着什么？

竹立家：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各种文明都呼唤着社会体制改革的重新调整和适应。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文明趋势，就一直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90年代为克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毛病”，英国又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探索，在西方理论界风靡一时。当然，从目前看来，这些改革尝试并没有最终解决它们的社会问题，而体现为一种“问题循环”，频繁上演着社会危机。

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我们说“改革开放”，事实上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思想观念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

时至今日，什么样的价值和制度是实现人类幸福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没有定论，制度竞争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