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如不能保民，同样不能保官

　光明网评论员：家里搜出上亿现金和37公斤黄金的河北副处级官员马超群，让“小官巨腐”的话题持续发酵，也强化了人们对基层干部的符号化印象。但中青报今天（11月14日）的一篇报道，却展示了另一种“小官”的生存状态。

报道名为《贵州一县委副书记因受贿获刑11年，重审后检方撤诉》，主人公叫熊祖模，是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县委副书记。过去三年中，他的人生转了两次急弯，一次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判刑11年，一次因检方撤回起诉重获自由。检方撤诉后，他一直在“喊冤申诉”，请求组织“恢复名誉和工作”。现在争取到的结果是，工资已经补发，但恢复工作和名誉仍遥遥无期。

熊祖模被调查和公诉的过程中，有些细节非常耐人寻味，甚至具备了一些典型性。比如，一项是起诉称“2009年11月初熊祖模在办公室收受李晓红一笔1.5万元贿赂”，熊祖模和李晓红的口供中对这一贿赂事实的“描述高度一致”，而熊祖模当庭出示的护照、机票、研修证书均显示，2009年11月1日至17日自己因公出国，在日本培训学习。

再比如，遵义中院一审判决熊祖模滥用职权、受贿罪成立后，熊案立刻成为遵义市和道真县的反腐典型案，即便在贵州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遵义中院的一审判决后，遵义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活动的启动大会，仍然把熊案当成典型案进行了通报。有个黑色幽默可以顺带一提，在这次大会上总结熊案等“反面典型教训”的遵义市委书记，正是随后因贪腐落马的廖少华。

物证显示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当事人在审讯时口供“高度一致”，这多少都能让人们猜测到审讯时的环境、办案的程序。而还未到终审定案，地方政府就开始在政治上盖棺定论的情况，也从一个角度展示出了，公权机关到底是怎么看待司法程序的，又是怎么看待法的。有过类似经验或者仅仅读过同类新闻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种审讯环境、执法程序、权力对法律的态度在中国基层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有人总结文革时刘少奇的遭遇，曾这样评论：法律如果保护不了公民，也同样保护不了国家主席。这个道理如果扩展开，就是：法律如果不能保民，也同样不能保官。一个百姓视野中的“县太爷”，隶属基层干部中最有实权和资源的科层，一旦与权力相剥离，就会立马还原为权益脆弱的普通公民，并反过来受到权力的挤压，独自承担执法、司法漏洞带来的成本。这样的例子再次重申，一个社会如果法治不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环境长久看来都是一致的。

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法治政府、审判权和司法权独立公正行使等表述，表达了人们对法治建设的共同诉求。不知道各级地方干部对于推动改革的热情有多大，对于限权尊法的意义了解的有多深，正常推测，肯定有部分人会因为“不方便”、“自己改自己”而本能地排斥改革。如果是这样，建议他们将自己代入熊祖模的经历感受一下——法治当然利他，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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