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治理能力与未来挑战 （3）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正是由于历史传承与现实的革新，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这一人类复杂多变的新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成功地带领中国再度崛起。然而，崛起后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甚至由于中国在世界全新的地位，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艰巨。

首先，中国需要尽快地把理论创新和总结变成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这种理论创新不仅要跳出西方的话语体系，还要达到在国内外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塑造国人的精神和信念，使得社会主流对中国模式尤其是制度模式、权威和秩序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回击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增强中国模式的说服力、权威性。

其次，预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重新恢复中国在历史上的经济地位。但时代毕竟不同了，过去中国对外传统是“王者不治夷狄”，可以完全不关心外部世界。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仅仅要治理好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还要处理同样非常复杂的外部世界。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大国如果处理不好外部事务，其后果要么是崛起失败，要么是国家由盛转衰甚至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在全球的地位。现在中国面临的东海、南海复杂局面，可以说是世界对中国的考验。如果说过去仅仅解决好内部问题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但在当今时代，还必须介入风险很高的外部世界。

第三，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稳定、发展最为迅速的历史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显然无法持续。另外，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甚至经济危机。未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将是，当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有效的应对。

200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也冲击了西方社会，西方主要国家如英国、美国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甚至骚乱，但仍然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全局性动荡。西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尚有较充足的资源和财富积累能够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二是通过政党轮替，转移民怨。再加上西方这套制度还拥有话语权，社会上的不满不会转向制度本身。

应该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再加上中华文明上自国家下自百姓注重储蓄和量入为出的传统，在经济增长发生波动期间，中国也会如同西方一样拥有足够的积累来应对。而且那个时候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制度的正当性谁也无法再质疑。但中国是否就能够足以应对类似于2008年的大危机，确实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中国由于不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就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发展来应对未来的类似挑战。

最后，还要提及西方的视角。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观念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方面追求稳定，另一方面也追求政治参与。西方路径演变的结果是普选民主，而且整个演变过程充满了血腥与混乱，充满极高的风险，代价也极为高昂。它们认为中国也将再度演绎这一进程。只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和国情复杂，其风险要远远大于正常国家，因此中国将在这一过程以政治动荡的方式硬着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黎安友以及跻身“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行列”、时代杂志自由撰稿人扎卡利亚就持这种立场。由此，它们把这种转变视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

当然，西方世界的规律未必就能放之四海，就是西方内部自身，在许多方面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同属基督教文明，欧洲经济越发展，社会就越世俗化。但这个规律在美国就变成了例外。更不用说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华文明了。然而，中国从“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角度，仍需研究西方的规律和建言，至少要考虑假如这种现象出现，中国如何在体制中容纳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

在今天的时代，中国要真正成功崛起，就不得不直视这些挑战。如果说西方的智慧是理性思辨，东方的智慧则是体现在超强的生存能力和务实主义。我们也相信，一个以五千年文化为底蕴的中国，一定会给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加优越的解决答案。

（作者：旅法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