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治理能力与未来挑战

如果从人类历史来审视中国的发展，就会发现中国模式三个伟大之处：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超大规模国家的发展，其代表性和说服力远非百万级、千万级的国家所能比，或者说中国的模式才更有可借鉴性。其次，同时进行经济转型（从计划向市场）和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其难度可想而知。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180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第三，中国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成功，自然得益于中共强大的治理能力。这个能力即使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日两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经济都遇到瓶颈和巨大的困难。20多年过去了，中国跨过一道道难关，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按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反观日本，则长期陷入停滞之中，一直无力走出困境。2012年，二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胆而又冒险的经济刺激政策，号称日本的“量化宽松”。结果到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尽管日元针对美元贬值20%，日本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达11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头衔，但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重创下，其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以及汽车第一大消费国都已经被中国取代，二战后外汇第一储备大国的地位也迅速丧失。更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却由于体制所限而无法改变。

一、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

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强大治理能力，既有历史因素、历史基因，也有与时俱进的积极演变。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就以高质量的治理能力著称于世。

首先，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现世、世俗性的文明。中国整个社会的资源都集中到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挑战。反观西方，大量的资源被耗费到难以证实或证伪的宗教事务中。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牛顿，其一生却写作了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宗教学著述，他亦尝试去寻找《圣经》中隐藏的消息，这当然不会成功。牛顿还试图从《圣经》中提取出科学的信息，并估计，世界将不会在2060年前终结。他坚持认为，由于不稳定性的累积和缓慢增长，必须有神的不断干预来改良宇宙这个系统。这和万有引力的伟大发明相对比是多么大的讽刺。正是宗教的影响，西方才有上千年停滞的黑暗中世纪。至于从未间断过的宗教战争，更给西方带来严重的灾难。16世纪法国发生8次宗教战争，血流成河。17世纪上半叶波及全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西里西亚被消灭了1/4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将近一半死亡，十分惨烈。

其次，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一是政治上的“民为邦本”、“君以民贵”和天命观，“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29页）。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重史，更有《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诞生。二是中国逐步废除了贵族世袭，倡导“选贤任能”，通过科举制实行人才的上下自由流动，从而可以从全国选择人才。也就是说，一国最优秀的人才都进入政府之中，这自然保证了政府的运作质量。三是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有教无类”，从而为大规模培育人才提供社会条件。

最后，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有三重积极影响。一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是几何级上升的。在这种压力下，只有创造更优质的治理形态、达到更高的治理能力，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发展和运转。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的比率都是相近的，人口规模越大，精英的绝对数越大，而精英的发明则有巨大的溢出效应。 比如对劳动工具的改进可以迅速推广，政治制度的改进可以令历代受益。在前现代社会，一个拥有更多精英的社会，自然其创造性和发展能力都会明显优于其他社会。三是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修补瑕疵以及改革创新。这一点被2013年11月2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所证明：法国生物学家梅西·戴瑞克斯等人发现，小组群不能保持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能力或在一项简单任务上提高其表现能力，大组群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完成这两类任务的同时还能提高表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