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上访成为“敲诈神器”当反思（4）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检察院认定徐思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要挟的方法，在2012年和2014年共三次敲诈勒索宿州市北关街道办事处人民币累计9200元。事实上，这些确认“敲诈”的证据都存在争议。徐思兰拒绝认罪，坚称这些钱“是政府给的困难救助金。”从这些钱的用途和获取流程来看，都有合法的手续，不应存在“敲诈”一说。要硬套的话，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综合本案性质，还在于街道办迫于上访的压力出钱“维稳”，最后发展到“秋后算账”的局面。为了不造成当地维稳“一票否决”的程度，街道办可能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办法，拿钱安抚徐思兰不上访。这种作法本身值得反思。

“一票否决”本意是倒逼地方积极疏通诉求渠道，把问题消化在基层。但如果单纯靠花钱买稳就犹如“断箭疗伤”，无法解决诉求问题。事实上这样的“堵”也堵不住。再说，迫于“压力”一时维稳，稳不住就将之定性为“敲诈”，不但不利于化解矛盾问题，还会把民意诉求推到一个冰冻的僵局，积久了就势必真正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和谐稳定。

说白了，花钱安抚民众上访是一种消极的“维稳”。相对于以往那种政府花钱拦访截访甚至于将上访人打入“教育班”或劳教的做法，农妇被控敲诈勒索更像是一种冷暴力，其负面影响更大。对这样的维稳工作方法，需要好好反思。如果对这种农妇“敲诈勒索罪”不予以厘清，伤害到的将是我们的法治。

【启示与思考】

上访成“敲诈神器”，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随着中央、媒体、公众关注度的提升，截访、压访已越来越没市场。另一方面，各地对信访维稳“一票否决”的硬约束还在。比如，“徐思兰今年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两次，直接导致街道党工委书记王中杰停职。”在两方面作用下，现金赎买已成为很多地区息访的主要手段。有的地方甚至明说，“只要不上访，有话好商量。”

因此，从本质上看“访民敲诈政府”，只不过是一种买卖。街道办为何起诉徐思兰敲诈？街道办的解释是，“多次给钱、报销，都没能阻止徐频繁进京上访”。也就是说，访民“违约”，政府才不得已维权。于是，街道办才“后知后觉”，“被敲诈”两年后才报案。试问，倘若访民徐思兰息访，地方政府会不会起诉敲诈？

由此观之，上访成了“敲诈神器”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与访民的博弈。访民以上访为要挟，逼迫地方政府就范；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赎买等方式压制问题。表面看，双方找到了利益平衡点。但如此平衡，是只能让问题潜伏的“虚假”平衡。到最后，问题一定会报复性爆发，让两方面矛盾愈发不可调和。试想，此事过后，访民与北关街道办事处之间，还有信任可言么？

通过信访敲诈案，地方政府必须意识到的是，上访是反映问题的渠道，而不是利益搏击的工具。当上访附着了附加成份的时候，一定会让问题变复杂。通过“小恩小惠”、暴力压访、“法律陷阱”骗访等方式，只能让问题潜伏。唯有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为导向，真心实意的解决问题，才是解决信访问题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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