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养关乎国家盛衰（2）

盛世之主任用贤臣;衰世之主相信佞臣。

在《群书治要·吴志》上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意思是说，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贤才。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然而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傅子》上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

《吴志》上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意思是说，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荒淫昏乱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美誉。听到自己过错的，过错一天天消除而福分来到;听到自己美誉的，美誉一天天损减而灾祸降临。在《孔子家语》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君无争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其无过者，未之有也。”《文子》上也说：“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盛世之主乐于罪己;衰世之主乐于罪人。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政要论》上引用《左传》中的话讲到：“大禹、商汤归罪自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其国家忽然灭亡。”在《后汉书》上记载：“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的时候，便以六件事自责说：“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得势嫔妃弄权干政形成风气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因为他们荒淫无道，被汤武征伐，他们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王：“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拘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其不杀文王于牖里。”(《淮南子》)

盛世之主抑损情欲，勤于政事;衰世之主纵欲享乐，荒废政事。

《晋书上》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魏志下》上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政要论》上也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微薄。这几个帝王，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为十分节俭。

在《尚书》上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有穷国国王后羿，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当时，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观天下之事，认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在尚未显现时就有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马之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能不谨慎呢?”其二曰：“《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其三曰：“只因有了尧帝，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现在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搞乱了尧的法纪纲常，就会招致灭亡。”其四曰：“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有治国的典章法则，遗留给他的子孙，现在却听任荒废前人的事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其五曰：“啊!我们将何以回归?我想到这些便感到悲伤。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我们将依靠谁呢?我内心充满哀伤，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虽然后悔，难道能追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