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市场经济规则腐蚀党性原则的风险。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市场经济规则和党性原则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比如: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党性原则要求克己奉公;市场经济追求“等价交换”,党性原则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市场经济滋生个人主义,党性原则提倡集体主义等等。如果党的干部不能经受市场经济的考验,把市场经济的规则用在党内,市场经济的规则在党内就会大行其道,造成权力市场化。
第三,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以上情况若不解决,必将大大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势必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3. 文化领域
第一,西方“文化渗透”的风险。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相互激荡、彼此碰撞,我们将长期面临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第二,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各种价值观念、文化思潮、利益诉求的表达和传播更为便捷,使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大行其道,混淆视听,直接干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三,文化认同式微的风险。“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五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甚至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信仰危机、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严重蚕食着社会心理,成为党面临的更深层次执政风险。
4.社会领域
第一,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过去比较单一的“单位人”向多元复杂的“社会人”转变,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陷阱亟待规避;地方社会治安不容乐观;社会不良心理和倾向不断泛滥,这些都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出现了深刻调整,人们的社会心理由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思变和较低的社会预期向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明显增强转变,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环保、社会保障等问题成为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关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如何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而且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三、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对策思考
(一)不断增强党的执政风险意识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前提
执政风险意识是执政党及其成员对执政过程可能发生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因素的前瞻性认识,执政风险意识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前提,只有增强执政风险意识才会及时发现风险并积极防范风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3]“两个务必”成为警醒中国共产党保持本色、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警醒全党:“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4]江泽民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15]胡锦涛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风险”,[16]并提出了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在中国进入改革发展攻坚期的新阶段,习近平警醒全党:“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7]
实践证明,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党战胜各种风险考验的思想基础。通过教育要使全党认识到我们党执政的权力和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党越是长期执政就越容易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甚至消极腐败,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二)不断提高党的抵御执政风险能力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关键
1.不断提高抵御政治风险的能力
第一,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以及和平演变。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不断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全面施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策略并没有变,企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我们党必须高度警惕和严防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自2013年北京“10·28” 金水桥汽车冲撞暴力恐怖案件发生以来,东突恐怖组织不断用更残酷、更残暴的手段来制造恐怖袭击。今年发生的昆明火车站“3·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和乌鲁木齐“5·22”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都表现出了恐怖手段升级、暴力破坏性增强的特征,我们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恐怖威胁。实践证明,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对党的执政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在我国,反分裂斗争是现实的、严峻的,也是尖锐的、激烈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和严厉打击各种恐怖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三,优化执政资源,化解信任危机。执政资源是政党执政所必需的各种积极因素,主要包括历史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对于执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民心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信任危机是最大的执政危机。信任危机来源于方方面面,要通过不断优化党的历史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提高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公信力,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淖。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有正确的改革,也有打着改革旗号而搞各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改革中放弃了党的领导。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大大增加,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的相互激荡下,要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
2.不断提高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第一,积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与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并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趋利避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更好地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引进技术、资金、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我国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必须加强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只有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真正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我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根本举措。为此,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自主创新,构建节能降耗、安全环保的长效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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