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
(一)内源性执政风险
从整体来看,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新形势下执政环境的不断变化,党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法治意识淡薄;一些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严重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以上这些表现尽管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领域方方面面,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内源性执政风险的主要来源,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其他内源性执政风险的“源”因。
1.精神懈怠
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精神懈怠的情况,比如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责任意识不强、组织纪律松懈等,如果这种状况在党内蔓延,势必影响全党的精神状态,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正如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黄炎培的话指出了精神懈怠不同时期的表现、发展及其严重后果,当前依然值得警醒。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对执政党来讲, “精神懈怠”是各种内源性执政风险之首。
2.能力不足
1939年,毛泽东就讲:“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6]“本领恐慌”实质上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现,如今,“本领恐慌”依然是现实的挑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已经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关键期,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党建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能力、主导意识形态能力、领导发展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完善制度能力、应对危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但面对日益艰巨繁重的执政任务,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现象,找不到、找不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做事常常“慢半拍”甚至“慢几拍”,经常在机遇面前犯“懒惰病”、“幼稚病”、“糊涂病”,暴露出“迟钝症”、“麻痹症”、 “虚躁症”。
3.脱离群众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7]事实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在执政74年后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群众的结果。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得出的基本结论,战争时期,白色恐怖让我们不会、不敢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意味着我们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执政时期,虽然脱离群众不会立即丧失政权,但丧失政权的执政风险将长期存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当前,由于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退化,少数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群众对政治冷淡,对党的感情疏远,对党的认同度下降的倾向值得警醒,只有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消极腐败
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至败亡的致命毒瘤。“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8]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腐败现象看成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他在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的时候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9]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10]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2]寥寥数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实质,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苏东剧变发生的根源。
(二)外源性执政风险
1.政治领域
第一,长期面临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风险。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仇视的目标集中指向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不断借机制造事端,甚至诋毁我国国际形象,我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第二,由信任危机引发的风险。由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一定程度上出现的风气不正、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使领导干部、政府甚至党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若不认真解决,就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
第三,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引发的社会风险。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者多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天安门金水桥事件标志着恐怖活动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便是重要转折点。
第四,改革出现“失误”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的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恰恰相反,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新时期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具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2.经济领域
第一,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双重风险。发达国家仍将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占据主动,保持竞争优势,世界经济将继续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风险,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拉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将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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