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问题研究（2）

二、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

（一）内源性执政风险

从整体来看，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新形势下执政环境的不断变化，党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法治意识淡薄；一些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严重腐败案件影响恶劣等。以上这些表现尽管形式多种多样，涉及领域方方面面，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内源性执政风险的主要来源，对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其他内源性执政风险的“源”因。

1．精神懈怠

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精神懈怠的情况，比如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责任意识不强、组织纪律松懈等，如果这种状况在党内蔓延，势必影响全党的精神状态，如果党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正如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对话时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所言：“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5]黄炎培的话指出了精神懈怠不同时期的表现、发展及其严重后果，当前依然值得警醒。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对执政党来讲， “精神懈怠”是各种内源性执政风险之首。

2．能力不足

1939年，毛泽东就讲：“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6]“本领恐慌”实质上就是能力不足的表现，如今，“本领恐慌”依然是现实的挑战。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已经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发展关键期，改革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党建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能力、主导意识形态能力、领导发展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完善制度能力、应对危机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但面对日益艰巨繁重的执政任务，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现象，找不到、找不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做事常常“慢半拍”甚至“慢几拍”，经常在机遇面前犯“懒惰病”、“幼稚病”、“糊涂病”，暴露出“迟钝症”、“麻痹症”、 “虚躁症”。

3．脱离群众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7]事实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在执政74年后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就是长期脱离群众的结果。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得出的基本结论，战争时期，白色恐怖让我们不会、不敢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意味着我们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执政时期，虽然脱离群众不会立即丧失政权，但丧失政权的执政风险将长期存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当前，由于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退化，少数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所造成的群众对政治冷淡，对党的感情疏远，对党的认同度下降的倾向值得警醒，只有始终坚持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4．消极腐败

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至败亡的致命毒瘤。“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导致党和国家改变颜色”。[8]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腐败现象看成我们党面临的一大执政风险，他在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的时候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9]江泽民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10]胡锦涛也一再告诫：“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2]寥寥数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实质，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苏东剧变发生的根源。

（二）外源性执政风险

1．政治领域

第一，长期面临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风险。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富强的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仇视的目标集中指向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不断借机制造事端，甚至诋毁我国国际形象，我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

第二，由信任危机引发的风险。由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一定程度上出现的风气不正、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使领导干部、政府甚至党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若不认真解决，就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

第三，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引发的社会风险。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2012年新疆发生暴恐案件190余起，比上年大幅增加，其中‘独狼式活动’的个体暴恐活动趋多，参与者多为80后90后，且文化程度不高。天安门金水桥事件标志着恐怖活动不但长期存在，而且恐怖破坏已经常态化，内地反恐压力加大，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便是重要转折点。

第四，改革出现“失误”的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的改革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恰恰相反，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新时期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更具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2．经济领域

第一，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双重风险。发达国家仍将在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占据主动，保持竞争优势，世界经济将继续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风险，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拉动的问题日益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将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