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罚款指标”背后暴露考核机制问题（3）

有人将“罚款下任务”归结于利益驱动，因为通知中说了，罚没收入与各种经费款项挂钩、与年终奖惩挂钩；也有人将其归结于机构臃肿，因为正是人头费的压力才出此下策。这些看法都对。但更应当看到的是，权力机制出了问题。正是权力运行不透明，才给了乱行政存在的空间。

基层的工商部门没有拒绝执行上级政策的权力，对于上级的罚款任务，只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商户不能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错罚钱，没错也要罚钱。“罚款下任务”说明，我们建设“透明政府”还在路上。我们应该有一种机制，让每位工商户都知道，哪些钱该交，哪些钱不该交，对于无理的罚款，他们有拒交的权利。如果有关部门在下了通知之后，任务还是根本完不成，这样的通知自然就会越来越少。

罚款指标这病啥时能治好

发文催促完成罚款指标，这反映出某些部门已经将罚款当成了习惯。在涉事工商局看来，这只是按照习惯办事而已，他们轻车熟路，可以“全员上阵、分解任务责任到人”，却早已经忘了作为工商局，其执法的本来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罚款只是他们执法的手段之一，当这种执法手段变成目的，那就成为赤裸裸的“执罚”。如果说执法是《行政处罚法》所赋予的权力，而“执罚”则明显有违法治精神。

制定罚款指标，骨子里是一种只对上级负责，而对老百姓进行欺负的思维模式。如果向上追溯，罚款还是进了财政收入。而这种对财政收入的追求，也绝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在片面地追求政绩，是为了上级的面子好看。而这种面子，完全是建立在加大对老百姓罚款力度的基础上的。有人认为，其中一些部门因为被摊派了罚款指标，所以他们才对辖区内的企业等单位进行罚款，显得是无奈为之。但在我看来，用不着给这些部门找任何借口。且不说，“执罚”本身就是错误的，试问他们是不是获利者之一？完成罚款指标之后的返还部分去了哪里？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完成指标来确保自己的位子，然后往更高处爬吗？假如对他们都能给予理解的话，其辖区内的企业又该向谁去喊冤？

制定罚款指标就是一种权力病，当某些职权部门既承载着管理服务功能，又掌握着罚款职权时，就很容易轻管理、重罚款。而这种权力病还可能引发其他病症，比如“养鱼执法”。以往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过很多“养鱼执法”的事件。一些部门为了追求罚款而放任企业违法，以期获得更多的罚款金额。这样的怪胎是法治社会的耻辱，也会贻害无穷。而此次河南省工商局下文催促完成罚款指标，其辖区内有多少这样的“养鱼执法”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好好查一查。

对于罚款指标，老百姓实在无法漠视，更无法给予宽容。必须让这些部门早日改掉“执罚”的恶习，绝不能任由其继续作恶下去。

“罚款指标”再证执法经济的刚性

坦率来讲，河南省工商局下达的“罚款指标”在业内其实是通行的规则。在现行的财政预算体制下，行政罚没收入列入非税收收入，并列入年度财政收入预算，成为年度公共财政收支平衡的一块拼图。由此，才有河南省财政厅对河南省工商局罚没收入的专项督导，也才有工商局将预算收入计划，分解成下属部门罚款的指标。这些举措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地方税收存在压力，从而加剧了对行政罚没收入的依赖。

按理说，行政罚款只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和执法的一种手段，而非根本目的，罚款应视管理对象违法违规的情形而定，具有不可预见性。将行政机关罚没收入指标化，不仅是本末倒置，还是因果逻辑的互换，造成乱执法、乱罚款的监管乱象，滋生出以罚代管的执法经济。然而，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部门预算是财政预算的重要环节，收费与罚没收入也是平衡部门收支的一个来源。执法创收具有合法性，甚至依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