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核心和关键问题上 实现重大突破（4）

四是要在京津冀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方面有重大突破。

北京对外来人口有很强的吸引力，对周边区域形成一定的“虹吸效应”，俗称“灯下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太大。比如，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是24.33%和24.52%，河北只有9.03%。再比如，医疗资源方面，河北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是河北的三级医院数比北京还少7家，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河北患者最多，占四分之一。此外，三地的社会保障标准也不一样，河北的保障水平要比北京和天津低不少。

在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北京的人口疏解，必然面临着户籍、高考、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因此，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一定要正视这些深层次矛盾，在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下大力气，逐步缩小区域间的落差，着力解决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促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

五是要在深化改革、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方面有重大突破。

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一个城市的运行和发展要依靠发展自身经济来提供财力支撑。发展经济就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这些都会对能源产生消耗，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又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集聚。财税体制倒逼下的这种城市发展思路，使城市发展陷入循环“怪圈”，而且这种惯性不仅是省市级层面，已经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动力也很足。

因此，我认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利益问题上下大功夫。前些年北京市为推动郊区县发展，采取城区和郊区“结对子”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其背后就是这种财税体制的约束。长三角地区上海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也同样面临着财税体制的障碍。

建议把京津冀区域作为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积极探索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探索“首都财政”，使北京从繁重的经济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为进一步剥离经济功能创造条件。再比如，可以探索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现在中关村企业大概在全国设立了8300多家分支机构，中关村201家上市公司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目前河北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共建园区”合作。未来如何推进这些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扩散，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建立跨区域的GDP分计和税收分成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引导中关村的创新成果的中试、产业化布局在天津和河北区域，带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此外，京津冀区域还可以积极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等。特别是对于河北西部、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域，这些区域创造的生态效益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对于解决这些区域的贫困问题会有积极作用。

从市场主体来看，同样需要考虑利益机制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的医院、学校和企业外迁，难度很大，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建议国家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导资金，一方面，以市场化机制来推动城市功能的疏解，对于疏解出去的企业、机构、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引导一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工程项目、重大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创造条件，尽快使得周边区域具备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条件，从而推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