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深对脱离群众现实危险的认识
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方位,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前脱离群众的现实危险。
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艰苦环境,面对生死考验,党必须和群众在一起。离开了群众,党就无法开展工作,不仅没有力量,连生存也有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和群众在一起。城市的生产活动集中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农村的生产活动集中于人民公社,党员干部必须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同甘共苦,一起创业创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由于执政地位和环境,少数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作风上甚至行动上脱离群众的问题也有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存在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脱离群众的现实危险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是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看,城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组织多样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是基本生产经营单位。就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方式而言,没有特别要求干部必须和群众在一起。二是从外部环境的变化看,在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工作条件改善了,资讯便捷、信息海量,容易形成“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错觉,容易形成不需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思想误区;思想舆论多元特别是功利主义、享乐思想,也对干部联系群众产生消极影响。三是从长期执政的考验看,少数党员干部在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下自我认知错位,把自己看得很高明,好像自己能够决定群众命运、自己创造社会财富、自己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四是从利益格局的调整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可能引起群体隔膜,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也会有差别,做好群众工作、协调利益关系、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五是从观念和语言的差异看,不同群体的观念和语言不一样,甚至一家人的观念和语言都难以兼容,老年人讲革命传统、讲创业历史,中年人讲竞争压力、讲就业艰辛,青年人讲网络语言,相互之间难以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干部不会说群众语言,不敢到群众中去,甚至怕群众。
由此可见,当前,脱离群众的现实危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在革命战争年代,离开了群众,我们党就难以生存;在执政的环境中,脱离群众同样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三、加深对党历次集中教育活动聚焦重点的认识
我们党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自身实际出发,多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革命战争年代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一次是1947年到1948年的“三查三整”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共开展了七次(包括“四清”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从1983年到2014年的31年间,开展了七次,有的活动持续两年,集中教育活动基本上没有间断。
回顾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会有主题、有重点,通常比较集中或者聚焦于“两个路线”的教育,即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主要致力于防止“两个脱离”,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党自身建设中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思想路线不正确的表现是脱离实际,群众路线坚持得不好的表现是脱离群众。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我们党为什么聚焦这两个重点问题,不断地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呢?首先,是由党的性质和执政规律决定的。其次,是由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决定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为照搬苏联经验和“本本”主义,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并由脱离实际导致严重脱离群众,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也有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面对中国一穷二白的现状,又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容易产生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思想,这一时期也有过教训。第三,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进一步凸显。第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主观服从客观,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第一次以群众路线为鲜明主题的集中教育活动,强调“为民、务实、清廉”。“为民”体现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务实”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清廉”是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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