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制”是为了更好的“一国”

显然，此次香港普选问题已成为中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次正面交锋。境外势力在香港扶植的代言人企图借助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在香港碰撞融合的巨大惯性，挟持回归祖国后在全球化浪潮下，因不断调整定位而颇为焦虑的香港民意，以“两制”为借口对抗“一国”，以抢夺治权为目标挑战主权。但其言辞之激烈，行为之不顾后果，恰恰暴露了自身的心虚和绝望。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础是其致命的弱点。

香港在很多地方与国际、与西方高度接轨，也许反对派逢事必反也是其一。这本身不足为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是一个社会肌体保持健康运转的要素。但香港的反对派有一个与西方社会反对派的关键不同，即香港反对派中一些极端者反对者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实现个人及其代言的群体的利益服务，一方面也是以脱离中央管治、以自治的形态全面投向西方怀抱为目标的，这种脱离势必种下香港与祖国分裂以及香港内部分裂的因子。而一个正常和平的西方社会，反对派提出反对主张时，主观上不会有分裂国家的故意，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分裂的后果。

香港的极端反对势力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任何分裂的行为和企图在中华民族范围内都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我觉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事实上也是有着朴素的爱国情怀的。也许是受了蛊惑，也许是出于个人前途利益的考虑，也许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和好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境外某些势力的棋子。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各种明里暗里的野心一旦相遇，个人成败、小集团利益就蒙蔽了双眼，国家利益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朴素的爱国心也变成自欺欺人的借口。

其实，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都会承认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历史性的、突破性的。这既是“一国两制”构想不断推进的标志性一步，也是把西方政治制度中合理的部分嫁接到中国土地上的一次大胆尝试；既显示了执政党顺势而为、努力探索的勇气，也显示了执政党兑现自己历史承诺的担当和信用。要知道，在这件事发生的时代幕布上，“西方政治制度”“普选”这些词汇都装在对准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炮弹中，映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射的剪影。

所以，事情很奇怪。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要普选了，按常理，一直强烈呼吁香港实现普选者应该额手称庆，一直希望中国的土地上出现普选情景的西方舆论也理应感到高兴，虽然会有必不可少的挑刺和质疑，但基调总该是有所肯定。可当前情形恰恰相反，香港极端反对派恼羞成怒，用信口开河的“假普选”三个字抹杀所有正面意义，西方舆论则大声为之助威，一副煽风点火盼着双方对决好赶快下注的看热闹架势。

这种情形让人生疑。他们到底是希望实现普选呢，还是不希望？表面看，好像是因为没有按照某些人希望的那种方案以“公民提名”方式产生候选人而出现了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情绪的激烈程度已经超过了“希望普选但不怎么满意”的范畴，到了怎么看都是准备以此为借口大闹一场的境地。甚至，当前这种情形令人怀疑特区行政长官普选真的开始推动刺痛了某些势力的神经，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个引而不发的“致命武器”，赌的就是中国执政党没胆量在情况复杂的香港特区真的实现普选。说穿了，他们实际上真正要的不是普选，而是没有普选，真正要的不是中国执政党兑现承诺，而是失信于天下，唯如此，才有攻击之口实，才有大闹之借口。这或许就是“假普选”之论出炉的真正原因。

笔者个人看法，香港的反对派希望更多参与特区管治、希望掌握权力，由此不断提出反对意见、给特区政府挑刺儿乃至给中央实行的惠港政策找茬儿，虽然常常颇为刺目、令人不以为然，但站到他们的角度想想也还多少能理解。可在此次普选问题上，其不断用煽动民粹、鼓噪对抗，甚至威胁恫吓要“占领中环”瘫痪香港金融命脉等过激手段来讨价还价，这就让人越来越怀疑其居心了。

香港回归多年，尽管问题矛盾层出不穷，人心回归似乎依然路漫漫，但“一国两制”的落实是有目共睹的。不说别的，这些年来各种反对声音在香港依旧我行我素，它们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两制”之落到实处。现在随着普选开始一步步迈向实践，“两制”也正从历史遗留和延续的自在状态逐步迈向轮廓清晰、不断完善的自为之路。香港，作为因历史风云际会被推到时代舞台前端的一座城市，正从全世界多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承载历史使命、肩负开创事业的先锋城市。但这一切，都有一个重大和必然的前提，就是“一国”。

香港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尽享一国之利眼中却无一国之境。无论从其地理位置还是从其城市功能来说，如果定位为将中国内地和广阔的国际社会连接起来的一个枢纽，香港就会处于关键的战略位置，夺目、耀眼、人人必争。而如果一定要脱离内地广大的腹地，自外于一个人口众多、对其充满善意的市场，则香港在经济上，无非一个暂时富裕的边陲，国际社会慢慢也会将目光转向中国其他城市。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力保香港经济枢纽地位不失，金融危机之时强力输血给香港撑腰，唯恐这个和内地颇为不同的城市生活质量下降，但这个“一国”带来的优势和出自血浓于水的善意却屡屡被香港一些极端人士歪曲攻击。其歪曲攻击的一个重要武器，往往就是本该在“一国”前提下而存在“两制”。

本来，“两制”从最初提出的目的，就是为了“一国”，没有“一国”，何来“两制”？如今，“两制”内涵日益丰满、形式日渐成熟，其目标也应该是为了更好的“一国”——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通过在香港特区逐步落实普选，令中国国力更为强盛，令中华文化的包容力、吸收力更为强大，令中国与世界的对接更为平稳。这才是“两制”真正的意义。

“两制”也是香港在更高标准、更高台阶上重新寻找定位的利器，而这个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台阶，正是“一国”。回归祖国令香港具有了从国际面向广大内地转身为从广大内地面向国际的重大历史机遇，如何实现这一华丽的“转身”，是香港面临的迫切挑战。同时，也正因为回归祖国，香港还具有了从经济城市迈向政治经济区域中心的机遇，这是世界多少城市求之不得的良机。

从某种角度来看，香港市民当前的各种焦虑、各种迷茫也正是来自于转型的挑战，每个人都意识到机遇的存在，但对于如何抓住机遇却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充分的信心，就像一个人握着一手好牌却不知道该怎么打，内心充满患得患失的情绪。那么，为什么迟迟做不好心理准备，迟迟无法迎接机遇的到来呢？原因就在于少数极端个体和团体以传媒为扩音器，只强调港，不谈及国，甚至将港和国对立，令整个社会本该在回归后放宽到广阔土地上的视野，日益局限在香港本地，令香港在这个全球各大国都在聚焦中国的时代中，逆潮流而动，唯恐多看内地一眼。这样奇怪的行为，不知会令世界其他地区多少争夺中国市场机会的城市心中暗喜。

在笔者看来，香港市民总体上十分务实和理性，这和香港成为发达经济城市互为因果。如今香港出现的种种与内地的冲突，包括此次因普选问题而发生的种种抗议行为，不能说明香港失去了原本的理性气质，它只是思路被人为干扰、视野被人为屏蔽之后暂时出现的混乱，之前“保普选，反占中”行动的声势浩大就是其理性开始逐渐上升的一个明证。

香港此次能否顺利落实普选步骤，其实也是香港能否依靠理智战胜非理性煽动的一次挑战。习惯于作为经济个体存在的港人，也许对政治抱持不甚敏感、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于政治对经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应该逐渐有了切身的体会和认知。一旦“占中”行动干扰了香港金融运行，干扰了市民正常生活，这种体会和认知恐怕会更加清晰明确。这也是极端反对派在香港狂热煽动却未达到如愿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制度，这中间会形成多少机会？从人类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发展来看，这又是多么具有实验意义的一件壮举？逢其历史盛事却频频发出唱衰哀叹之音，这声音最终也只能传达出哀叹者对自身前途感到绝望的信息，唱衰的也只能是哀叹者本人而已。也许现在香港最需要的，是“沉默的大多数”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促使哀叹者反思，带动社会舆论回归理性探讨，鼓舞迷茫者振作，让香港一直拥有的那种理性、专业的气质再度发扬光大，让“东方之珠”永葆青春光泽，如同一颗耀眼的恒星闪耀在历史的天幕。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