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场革命,1975年到1985年,年全军进行了5次大的精简,调整总人数减去一半,其中1985年这一次就裁减100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工程。那么如何减法呢?当时我们的总参谋部成天的思考、讨论。我们看了一下,从建国以来我们在裁减军队员额的时候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为什么呢?从精简的过程当中看,除了1975年整编因“四人帮”干扰没能进行下去不说,以后的3次精简、调整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少数单位和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部队今年简编,明年又扩编;直属保障单位和院校等也是如此,这里下命令撤销、合并或者收缩,可那边又要重建、分编和扩大。这种状况导致了有些单位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都说要精简,精简一次反弹一次,精简一次反弹一次,走的这个怪圈是“精简—再增编—再精简—再增编”,实际这里就涉及到了制度问题和体制问题。经过不断的摸索,我们就感到这种状况要进行体制改革,军队的体制要进行改革,军队体制不改革“消肿”从根本上“消肿”不了,就出现了方才所说的这种怪圈。
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搞体制改革,他说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1981年底他又指出,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事隔不到半月他又进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这一段说的更加尖锐,精简整编要用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同。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机构和组织继续现在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难以为继、不能容忍的。
1984年11月他在提出精简军队100万时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事实上也是如此,为什么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结果精简不能落实,考虑问题往往只从过去的经验出发,是想维持现状,守摊摊,按老习惯办事,似乎这样才稳妥,这实际上是缺乏改革的经验。
历次精简整编的经验告诉我们,“消肿”必须改革体制,改革体制既可以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以各处旧体制的弊端,来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75年的精简整编学习了地方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的步子迈得也更大了,改革的主要办法是这么几个字,主要办法是“撤、并、降、交、改、理”等。
“撤”,就是指撤销的意思,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销部队,包括撤军、撤销师的番号。
“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比如像新疆恩军区,原来也是大军区,并到了兰州军区里去了。院校合并,性质比较相同、相近的院校可以合并在一起,否则重叠、重复。
“降”,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比如说原来是兵团级的降到军级,军级降到副军级,副军级降到师级,这是指的“降。
“交”,就是将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武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
“改”,就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这个也应该比较好理解吧,有些单位实行企业化的管理,部分干部的职务改用士官和士兵来做。
“理”,是指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另外,我们后来又出现了文官制度,就是有一部分人员由作战部队这个编制授衔的方法变为军队的文职人员。比如像邓小平就说了,军队院校当中的教数理化的可以就不在军籍,也可以搞成文职。另外,这些文艺团体、医疗单位的,有些人他的职能跟地方职能是一样的,也可以归到地方或者转为文职。
说是这么说,但是改革是十分困难的,比如说以合并减少四个大军区为例,这就是一场牵动人心的革命,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先所合并、所撤销或者所裁减的部队当中,很多都是有着数十年革命斗争历史,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硝烟当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作为他们来讲,他们对这支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撤销以后从他们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还有,同自己工作和成长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光荣历史的番号等,这是数十万人花了几十年心血所建成、形成的东西,一旦要放弃,这无论从工作、生活或感情上讲都是很痛的。然而,为了落实军委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指挥人员、政工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各方面的保障人员,坚决而又愉快地,要说很愉快,反正就是坚决的服从了吧,坚决的按时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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