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的三次整风看邓小平的党风建设思想（4）

通过梳理邓小平领导的西南三次整风的实践，我们有三点启示：

第一，加强党风建设，是践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忠实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宗旨。1944年9月8日，在为战士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题，第一次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是对这一宗旨在思想上的具体要求。主政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忠实地践行了这一宗旨。早在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要求从解放区到西南的干部：“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 1950年7月，邓小平提出了“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短短12个字，阐明了政府的性质是人民的，政府的使命是为人民的。针对西南党内多次出现的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愿艰苦奋斗，不愿为人民服务的错误思想行为，邓小平进行了三次整风，突出了党风建设，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增强了党的凝聚力，也深化了党员干部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还进一步发展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几个条件来检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效果，并于1985年提出“领导就是服务”的全新理念，从而把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是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好途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党所有工作的生命线。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我们党既取得了可喜成绩，又有着历史的教训。进城以后，西南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群众路线，丢掉了党的优良作风，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使各项工作受到了影响。邓小平严肃批评一些干部，看似工作十分努力，但由于脱离群众，没有完成任务，犯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 “忠心耿耿的包办代替”（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的表现“普遍存在是：坐办公室、批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他十分强调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要求：“司令官要到前线，即领导干部要下去，区党委到地委，地委到县，或到某些地区亲自去搞典型示范。”他认为，这是“纠正官僚主义的良剂。”因此，西南的三次整风，通过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严肃批判，使西南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认识到这三个主义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严重危害，从而较好地克服了三个主义，在工作中坚持了群众路线，党群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党的各项事业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三，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化是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必然要求。进城前后，邓小平强调要以李自成为鉴，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这是由于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革命党变成领导全国的执政党，帝国主义希望我们失败，大资产阶级说城市是个大染缸，“解放军红的进去黑的出来”，共产党能否巩固红色江山成为严峻考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称之为“进京赶考”，邓小平离开湖南常德前往重庆称之为“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因此，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贪污腐化，便成为入城前后的第一课。邓小平一贯主张，坚持“两个务必”，端正党风，关键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多次强调，纠正享乐思想，反对官僚主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邓小平严格规定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住房、车辆、伙食标准以及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车辆是从国民党缴获来的美式“中吉普”，伙食标准按师一级供给，下连队、下基层调研一律不搞接待，与干部、战士共同进餐，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出，一律步行或骑骡马。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给西南带来了一股清正廉洁的新风。与此同时，在三次整风中，邓小平对各种贪图享乐、腐朽堕落和贪污腐败的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较好地克服和纠正了上述腐败现象，进一步纯洁了组织，增强了战斗力。五十年代初期，成为人们怀念的党风、社会风气最好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领导的西南三次整风，针对解放初期西南党组织存在的贪图享乐、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腐朽堕落和贪污腐化现象，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对加强西南党的建设，特别是作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认真总结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党风建设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聚焦作风建设，狠刹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