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的三次整风看邓小平的党风建设思想（2）

二、反对骄傲自满、包办代替和无政府主义的第二次整风

第二次整风发起于1951年五六月间，它是在西南战役中四十余万起义或投诚的国民党军的改造工作已告完成，九十万土匪被消灭，所有较富庶的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都已净化，城市工作逐渐走上轨道，社会秩序逐步建立，1949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农村封建势力已经受到初步打击，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800多万人，农村基层政权已初步建立，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期土地改革即将结束，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形势下进行的。

在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西南党部分党员干部中滋生了骄傲自满、工作中不讲政策、不讲纪律、包办代替和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

第一，骄傲自满、松懈麻痹。有些同志只看到和满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群众初步的发动，而没有看到许多地区贫雇农并未充分发动，顽固的较大的封建地主并未受到应有打击。因此，认为“大事已定”、“天下太平”。封建势力已“打的差不多了”“该松一口气休息了”因而也就不学习党的政策，不愿再做艰苦的深入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工作中不是采取耐心细致由点到面，稳步前进的办法，而是采取急性、粗糙、刮大风的办法。甚至强迫命令、脱离群众。

第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建立和整顿农民协会组织中、分配斗争果实中、划阶级成份中表现出来。对这些重大问题，不去运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解决，常常是少数干部的决定。如贵州清镇芦荻哨村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包谷米少，干部抓了把包谷米投放其碗内计票。铜仁六区有个干部端起机枪站岗放哨，强迫群众开会，人称之为“忠心耿耿的包办代替”。川东长寿某区开斗争会，事前不深入发动群众，而去专门讲求形式，会场扎三道牌坊，设男、女宾席，座钟、花瓶陈设整齐，但开会时群众一言不发。有些地区在分斗争果实、分土地、划成份中不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群众提了意见就要群众“反省检讨”，结果群众有话不敢讲，所谓“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

第三，无政府主义现象严重。川南有的地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不分首恶与次恶，杀了一些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有的地方对死刑者不经人民法庭判决，有的不报上级党委批准。杀人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

针对上述苗头，邓小平及时布置了西南第二次整风。邓小平指出：“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毛泽东批示，向其它几个大区的负责人推荐了西南的做法：“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

当时的西南，有20万党员，大部分在军队中，由进军外来的地方干部、军队中调到地方的干部及地下党员共计9万人，其中地下党5.6万人左右。邓小平深刻地分析道：因为一年多来西南工作做得好，党内“正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部分同志工作不如以前兢兢业业，不大注意发现和改正缺点，命令主义重新增长，享乐思想又在抬头。显然，这些脱离群众的倾向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因此，西南局确定今后党内指导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求西南各级领导同志随时注意在思想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组织上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工作中反对命令主义。”

这次整风，经历了三个月（1951年4、5、6月），主要是检查1950年下半年以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一期土改、镇压反革命等任务的执行情况，摸反封建的底，了解群众发动的实际情况，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并布置第二期土改和某些边沿地区完成减租退押情况。这次整风，由于方针明确，西南局抓住主要问题，方式较好，时间虽短，收效很大。如贵州省，抓住一些典型的乡和村，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了解封建势力到底被打到什么程度与发动群众的程度，然后据此经验，党员干部作普遍检查，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教育全体。对于干部严重违法政策、贪污腐化的现象，进行了毫无留情的批评，帮助了领导，教育了干部，同时也教育了西南广大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