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有勇气”（2）

二、邓小平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始于1984年 4月，由中央书记处主持。邓小平支持并推动了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 9月 9日，邓小平审看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来信。该信与起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密切相关。信中主要论述了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和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三个问题。在论及计划体制时，信里表达了四层意思：（1）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2）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3）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4）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1］收到信以后，邓小平 9月 11日批示：“我赞成”。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个问题确实是［1］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3—28页。 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了，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9月 13日，陈云回信，也表示赞成。陈云在信中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685页。）显然，邓小平等人早就主张这一提法，并认可起草组的起草工作。

1984年 10月 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003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文件起草工作比较满意。随后，邓小平对《决定》送审的第八稿批示“同意”。

关于全会文件的起草，尽管邓小平说自己“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文件的基本思想他是认可的，基调是他定下来的，在全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别人起不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