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背后推力：主要领导亲自部署 三地都热心

京津冀协同推进共同市场的构建，人员、资本、劳力、税收等要素可以在共同市场里自由流动。这就要求三地政府在市场规则、市场监管、投资环境等方面秉持同样的治理规则

备受关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尚未出台，但是中央及三地政府推进这一战略的行动却丝毫没有迟缓。

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财讯传媒[0.00%]集团主办的2014’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透露，最近国务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

三省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7月31日，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张庆伟率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市考察、座谈。

京冀双方签署了共同推进曹妃甸、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中关村[0.36% 资金 研报]在河北转化基地、张承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物流业协同发展七项合作协议。

河北代表团前脚刚走，8月6日，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市长黄国兴带领一支同规格的代表团赴京，签署了落实两地协同发展重点工作协议，和交通一体化合作、环境保护合作、天津未来科技城合作示范区建设、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推进市场一体化5个框架协议。

在2014’崇礼中国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多位专家认为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不易，需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专家同时呼吁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市场主导，打破行政过度干预。

今天与昨天不一样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时，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但真正驶入快车道还是在2014年后，国家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使得这一战略不再止于呼吁层面。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8月2日发表演讲时称，京津冀合作今非昔比，过去提京津冀一体化还有些超前，结果效果不彰，现在则恰逢其时。

黄守宏分析，多年前京津冀一体化之所以未成气候，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节点未到。过去京津两市发展不足，经济实力不足，所以首先想到自我发展。今天则完全不一样：北京、天津人均GDP约达1.5万美元、1.52万美元，属于中上等国家水平。同时北京出现严重的城市病，京津冀三地面临共同的环境污染等“迫不得已”的问题。

“过去河北热心，北京、天津不太热心；现在三地都热心，加在一起，事情就可以干好。” 黄守宏说。

在他看来，中央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是三地协作机制构建的利好因素。京津冀协同需要调整政府的权力，一些地区或部门需要让渡、转移一部分权力，以往虽然如是提过，但是并没有实质动作。新一任领导人上任后提出简政放权，权力转移、让渡已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自我割肉”，这是过去没有的。同时，另一个利好因素是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更强调人在大中小城市群之间的自由流动。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介绍说，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当前对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同构、无序竞争现象突出。同时，区域内经济和生产的运行并不顺畅，运输以及交流的成本都比较高，竞争力不强。区域内人口、经济的分布过疏或过密，差异较大。此外，中小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体系不配套，特别是北京、天津城市的首位度过高，城乡布局不合理。

和以往不同的是，在京津冀合作过程中，首都北京历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近年愈发突出的城市病问题，也让北京乃至中央决策层认识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同治理的重要性。

十年前，北京市总体规划确定到2020年，人口规模1800万人，但是实际上到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069.3万人，远远超过规划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更为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城市病日趋严重。胡存智认为，北京发展已经触及到生态、资源、环境的天花板。

愈发庞大的北京不得不启动“瘦身”计划，即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近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召开了第33次全体会议，研究《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修改工作，同时对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协调中央政府部门、部队。

据一位参与会议的专家介绍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突出“瘦身健体”，一方面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另一方面在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上积极作为；要把城市开发强度降下来，把“摊大饼”式的发展遏制住。同时北京总体规划修改工作要突出文化传承，破解现在城市病这样的难题，要突出改革创新总的要求。

先于地方政府，一些中央部委(海关、质检)在推动京津冀共同市场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的举措，例如从今年10月份开始，京津冀海关实现通关一体化，过去一些企业重复报关，今后将实现一处报关三处放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系统也实现了一体化，这两项改革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