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性与可达性：户籍制度改革破题 （2）

多元化的改革阻力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与障碍是多元的，甚至是全方位的，围绕着对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与己密切相关的权利与利益的坚守这一核心问题，处于不同制度性环境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以足投票”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利益集团，从各自特定的角度，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同时，反对和阻碍着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按照阻力主体的属性和特征，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包括“市长”、市民、农民三大群体，第二大类型包括大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户籍人口两大群体，这两大类、五大群体以单方化的影响力阻碍着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因各自影响力的交叉与碰撞而形成不期而遇的合力，阻碍着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本文所谓的“市长”可以包括以市长为代表的城市内各层级政府领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发挥着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与阻力双重功能；其动力功能易于理解，吊诡的是，其之所以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却是因为他们承担了维护与促进所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职责！特别是在与人口规模、密度、结构密切相关的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当下，以市长为代表的城市政府，“固守并借助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对城市人口的控制以缓解城市病症状，以期实现所在城市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谐发展”就成为他们最理性的执政选择。所以，即便是忽略掉其他相关因素，单纯上述这一方面原因就足以让“市长”成为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阻力与障碍，并因为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利资源、社会影响力和表面上政策选择的正当性，而使这一阻力和障碍的实际效力被无限放大。基于此，我们认为，二元制户籍制度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并最终取得理想的效果，“市长”是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

市民和农民之所以纷纷成为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阻力和障碍性因素，完全是因为他们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得失的考量而做出应答性选择的结果。

城市市民，主要指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市民。对于市民来说，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意味着附着在其上的各种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的保障和延续，以及因之生发的身份地位、社会声望与自我评价的维持；反之，则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丧失，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既得利益的被分享和因此可能出现的被拉低的危险。因此，对既得利益的固守，让市民特别是大城市市民成为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一类人数众多、态度鲜明而又可能会在其中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力量。

与市民相比较，农民与二元户籍制度相关联的既得利益，则是城镇化迅速推进之后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是与农村户籍相捆绑的农民的土地权益，以及由之衍生的其他权利。在经济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农村，农村户籍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让农民得出“有钱有房不如有土地”③的经验性结论，并为了维护这一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而形成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产权所带来的既得利益，自发创造出诸如“户籍只出不进”等约束性村规民约，以严格控制所在村农村户籍人口的增加。作为农民保护自身土地权益及其附属权益的手段，来自农村的这些约束性村规民约，彰显出农民之于二元户籍制度全新的态度类型。它从一个特定角度说明，城市户口已经不再是农民首选的户籍追求，至少不是发达或较发达农村农民的首选；与之形成呼应的是，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拒绝将户口迁出农村，偶有迁出的也在想办法将户口迁回农村。农民们通过这类典型的以足投票的方式宣告，他们不是现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思路与模式的同盟者和支持者，而是日趋强大的阻力和障碍性因素。

阻碍我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二大类型因素，是由大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户籍人口两大群体从不同层面发力而汇聚起的障碍与阻力。从内容上看，第二类阻力与第一类阻力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集，其中，“同城异籍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同城异籍现象”不仅指同一城市中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并存的现象，也指本地城市户籍人口与外地城市户籍人口并存的现象，同时还指同一城市中不同颜色户口本所代表的不同性质户籍人口并存的现象，等等。“同城异籍现象”反映了不同户籍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其博弈的最终目标指向并不单纯是城市户口这一个标的，还夹杂着另外的经济社会等诉求。城市户籍人口自不待言，外来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户籍人口，其主要诉求与其说是城市户籍，毋宁说是单纯的经济收入，因为面对极高的大城市户籍门槛，除了为数极少的精英外，农民工难有入籍的希望，因此，他们并没有扎根大城市的奢望，利用自身能力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收入成为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他们通常不太在意自己的生存条件，也不太在意城市本身的发展能力和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诸环境，因之也生发出诸多不利于大城市良性发展的病态因素，并由此激发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间的隔阂和冲突，进而从不同方向催生出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种种阻力。再加上“现有户籍制度改革更多地集中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形式划分上，尚未从根本上触及更深层次的镶嵌在户口中的各种社会福利”［3］，就更加弱化了外来人口的户籍诉求，增生更多的过客心态，更多的不和谐因素在大城市中聚集发酵，成为阻碍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进或显或隐的障碍性因素。

现时代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阻力和障碍是众多的、性质不同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困局，多样化、多维度的改革思路与对策更能理顺与契合社会现实，而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阻力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的改革思路和推进模式，无疑应该是调适现行二元户籍制度承担的基本功能，并转换其功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