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古田会议85周年感悟

邵维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一级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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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大家好，八一建军节很快就要到了，今年是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也是古田会议85周年，所以在建军节的前夕，我又重温了古田会议决议，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古田会议到现在已经有85周年了，这85周年不短，按照国际上的通常的惯例也就20年是一代人，也就是已经经过了4代人了，可是古田会议决议它仍然放射出光芒，仍然是指导我们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副标题是《古田会议85周年感悟》。

为什么说是跨越呢？大家知道这个人世间的许多事是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有人说时间是有效的淡忘剂，随着时间的转移慢慢就淡忘了，空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可是古田会议决议它没有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说它跨越了时空。那几代人过去了，人民解放军依然是薪火相传，这就彰显了古田会议的真理性、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了人民军队发展进步的一个红色基因。正由于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古田会议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所以它是历久弥新。

历史往往给人很多智慧，也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把古田会议的决议带到我们建军80多年的历史过程当中加以考察，我们就能得到很多的启示。

怎么来评价古田会议在人民军队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呢，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点，古田决议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石，它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当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前面我也说过一个红色的基因，这是人民军队诞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大家知道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党面前最急迫的问题有三个：

（一）要不要开展武装斗争？这个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

（二）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这个正是古田会议担当的历史责任。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是八一起义时候创建的，但是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当时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到了古田会议怎么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解决了。

（三）就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这个在后来的反围剿斗争当中逐步的形成和解决了。

是在这三个考验三件大事面前，我认为关键是要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本质性、实质性的一个飞跃。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这个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古田会议，它作为一个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标志，当时有它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党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以后，建党初期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主要是在城市活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党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说我们党，我们这个军队要在封闭的、偏远的农村当中来开展建党建军活动，这就给我们人民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我们这个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在农村活动，所以党员的成分，人民军队当中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8年召开的六大有一个统计，在党员当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党员总数的84.3%，这比重已经很大了。就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古田会议之前也有一个统计，当时红四军6000人，有党员1600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就占了81.2%，所以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当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要反映到我们军队里来，反映到党内来，这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红军的相当一部分指挥员和战斗员，他是从原来就军队起义以后投降过来的，投诚过来的，后来说是解放过来的。所以这样子他存在着比较浓厚的旧军人的这种理念、习惯和作风，这也给红军创建初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红四军的党代表，他十分敏锐的观察到红四军当中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意识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对于这些问题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一部分从旧军队过来的军人，他们认为军队就是长官说了算，不要搞什么集体领导。到了1929年的5月份，中央又派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个人叫做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在苏联留学了好长时间，所以他受苏联的军队建设的影响比较深，前委就委任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和临时军委书记，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刘安恭到了红四军以后，他说红军也没有什么党委集体领导，是采取“一长制”，这样把洋教条和旧军队的习惯合到一起，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就更加尖锐了。刘安恭还说，我们现在党委决定一切是“家长制”，说前委的权力太大了等等。毛泽东在后来一封给中央的长信当中，他把红四军当中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或者争论概括了14个问题，这说明当时思想比较混乱。1929年的6月22日，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一次代表大会争论就达到了一个顶点。会议否决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的原则，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等等正确意见。在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重要的问题上，有很多意见分歧，有些还非常尖锐。

在七大改选、选举的时候，毛泽东就没有当选前委书记，而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了。所以这样子红四军七大以后，毛泽东就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去养病，并且指导当地的地方工作。9月份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毛泽东没有参加，红四军八大当时也是争论的很厉害，但是问题也没有解决，再加上当时军事斗争比较严峻，红军在作战中又有一些失利，所以红军的建设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就在这个时候，中央通知前委要派一个领导干部到上海参加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这时候前委就委派陈毅到上海去参加这个中央的军事工作联席会议。8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关于红四军的发展历史，和红四军党内的矛盾争论的详细情况。中央感觉到有必要对红四军的工作做一些指导，就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来起草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这个指示信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

这三个人起草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了以后就正式的下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在建立以来的成绩和他们的经验，对红四军的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且强调一切权力要集中于前委这是正确的。还批评了前委工作上的一些缺点，要求红四军的领导层要加强团结，毛泽东仍然应该在前委做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