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圆桌谈：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4）

城镇化篇 城市与城镇化：变与病

主讲嘉宾：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刘传江

原上海市杨浦区区委书记 陈安杰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陈友华

北京大学城市与交通规划研究中心教授 赵鹏军

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大城市、新格局，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共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眼下，中国又开始了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在上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和战略，研讨城市规划与管理之道，共商城镇化进程中的成败。

城镇化的节点

问：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大致经历过哪些重要阶段？

刘传江：中国过去50多年的城镇化道路大致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主导的政策规制型城镇化，以户籍、行政力量构造起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以农补工、抑乡重城，设置有高门槛的城乡人口迁移准入。

第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可以称之为市场导向型的市场吸纳型城镇化，主要是源于人口流动管制有条件放松后出现的经济利益驱动。这种城镇化的基本轨迹和现状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经商，其中绝大多数没能在城市定居中变成真正意义的市民。

从农民到市民走两步，难以穿越“双重户籍墙”。而藏在“户籍墙”背后的是社会利益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2.69亿农民工绝大部分属于这样的类型，转移不稳定、不彻底，其中最大的约束，就是财政属地体制下，城市财政预算不考虑非户籍人口的公共产品供给，无法分摊这部分人的市民化成本。

第三条道路是整合资源，建立达到国际水平的新型城镇，将周边几个乡镇结合，使得农民变成市民。这条道路已经有企业推动的案例。

陈安杰：城市和人一样，从小村庄到大都市，不仅需要自身努力，同时也离不开难得的发展机遇。新中国建立之前，有两个大的机遇推动上海的国际化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开放五个口岸，当时上海是小县城，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到迅速发展，出现很多商行、银行。

第二个机遇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把上海市中心设在杨浦五角场，建了市政府大厦、博物馆、图书馆、江湾体育场。

这两次机遇对上海国际化发展有很大帮助，同时加快了城市经济发展。

解放以后，改革开放给了上海史无前例的机遇。浦东原先的农田，现在变成全球创新和发展的前沿。这个机遇到现在还产生效益，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城镇化遭遇哪些瓶颈

问：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陈友华：在以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过很多城市病，而且愈演愈烈。城市病治理不仅牵涉大城市政府，也牵涉到大城市的居民。城市病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由于人口的大量积聚，会产生一些问题。实际上城市发展过程有规律，初期很慢，然后加速发展，在50%左右又进入减速过程，出现S型曲线。

城市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首先农村人进城，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第二阶段是中小城市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繁荣的同时，中小城市走向衰败。城市化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更集中、规模更大，城市病是城市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城市病背后的成因取决于两股力量的博弈，一股是市场，一股是政府。市场按照效益取向，会带来“马太效应”；政府资源投放则按照公平原则进行，维持社会和谐和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病因可归结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聚集；二是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第三，城市规划合理性以及规划的非刚性执行，导致定位混乱。

赵鹏军：我们的大城市生病了，交通拥堵、城市蔓延、环境污染、人口拥挤。与此同时，小城镇发展非常不足。这其实反映出城市运行过程中最本质的东西，第一是区域空间问题、空间效率问题，在同样的投入之下怎样的空间布局最有效；第二是社会公平问题。

这两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大城市病带来了乡镇地区发展滞后，乡镇地区发展滞后，又很难承接大城市人口的转移。

城市未来向何处去

问：一方面，城市病正日益显现。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肩负着弥合城乡差距的任务。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赵鹏军：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大城市、新格局，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共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其次，实现城镇化空间优化目标，不仅仅依赖于空间的改造，与交通系统相结合，可能会更有效地实现目标。第三，村庄布局分散的背景下，大力建设乡村捷运系统，发展乡村公交，促进公共设施的服务均等化。第四，要多方面提高农村机动化水平，提供村庄内部道路的街道化，完善设施，在交通领域实现精细城镇化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