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圆桌谈：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2）

金融改革篇 金融改革“回归”实体经济

主讲嘉宾：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华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鞠建东

澳新银行大中华首席经济师 刘利刚

东方证券首席策略师 邵宇

中国必须回到实业为本的道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很容易导致泡沫。我们要让银行业自由竞争，要让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拆掉，还要降低融资成本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

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金融改革的步伐究竟应该如何走？在上海论坛2014分论坛上，这个话题引发了不少与会专家学者一番激烈的观点碰撞。尽管对于改革路径“仁者见仁”，但让金融“回归”实体成了大家的共识。

人民币汇率已被高估？

问：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幅度不小的波动，一改此前市场对人民币只会单边升值的预期。对于这种波动，你们怎么看？

鞠建东：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是高估的，不应该升值而应该大幅贬值，如果继续升值会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一旦资本市场开放，可能会迎来人民币的急速贬值。理由是，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中美元比人民币更安全，如果资本市场开放，人们会更愿意手中握有美元，这会促使人民币大幅贬值。所以在资本市场开放前，应该先让汇率回归。另一方面，印度等其他经济体的前车之鉴表明，当GDP增速从10%左右放缓到7%左右，本币汇率贬值也会随之带来。

国际上常用“经常项目顺差”这个指标来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但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中介成本太高，零售行业成本高，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使得净投资回报率低，导致了汇率顺差。此外，多年来积累形成的向出口行业倾斜的产业结构，也是产生顺差的原因。因此，要想贸易平衡，需要解决国内净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而不是依靠汇率升值。

刘利刚：今年一季度来，人民币利率、汇率“双率齐下”的局面，可以说是给了市场投机者一记“重拳”，它向市场释放出信号：未来人民币有可能会出现双边波动，而非单边升值。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未来的趋势究竟如何？

目前，中国依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尽管人们对于人民币价值的预期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是资本来源的方向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离岸和在岸的人民币总量上，中国继续承受着大量的人民币资本流入的风险和压力。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都预期人民币在今年年底之前会升值。未来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大、更灵活。

金融改革有先有后

问：如果让各位对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金融改革提些建议，当前最应该关注什么？

华民：什么样的金融是有价值的？第一，为企业家正常的经营活动提供融资，包括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第二，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来源，即资本市场、股权融资。第三，如果企业家要创业，创业风险不但银行解决不了，资本市场也解决不了，那么就需要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第四，所有大宗商品的库存都会面临时间风险，企业家要规避风险，就需要有一个远期产品。最后是政府方面，得有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所有的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离开实体经济，大部分的金融活动就是纯粹的交易，不会创造真实财富。

在我看来，中国必须回到实业为本的道路，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很容易导致泡沫。我们要让银行业自由竞争，要把银行业的准入门槛拆掉，还要降低融资成本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

刘利刚：金融改革应该有先有后。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以资本账户开放为例，最开始是鼓励海外对中国的投资，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吸引资本流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应该转变为鼓励资本流出，让民间资本更容易地走出去。如果在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国内的资本也能够通畅地走出去，其实就能为国内资产价格减压。

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可以先使人民币成为贸易融资、贸易结算货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的资本账户逐渐开放，人民币也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

中国经济释放长期潜力

问：我们讨论人民币，其实是把人民币国际化当作经济结构调整的途径。聚焦当下中国经济，我们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化解？

邵宇：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震动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的判断是，这是三重断裂，即增长模式的更新、改革元素的配合、全球化的再平衡的断裂。因此接下来5至8年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说相当关键，如果我们能采取合理的策略，跃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就能跨上高收入国家的台阶。

短期而言，要守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守住底线一定要投资，大家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只不过投资要有效率，要倾向于民生，要符合改革的目标。比如，新的城镇化就需要投资，但不能再由政府一肩挑，而是可以去通过公私合作模式（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来完成。

华民：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短期缺乏增长动力，多年来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但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还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50%，有着广阔的市场。

当前的问题是，短期我们能做什么？长期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短期一定要提高市场力量和投资意愿，本质在于提高利润率。最基本的做法是政府减税，进行财税改革；另外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把财政紧一紧，把市场松一松，资源配置向实体倾斜，短期来看，两三年就可以见效。

中长期来说，就是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动市场化。这么一步一步推动下去，中国经济的潜力就能得到释放。

刘利刚：在政策方面中国可以做的有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很大。我对中国的经济一点都不悲观，只要把政策统筹做好，今后的十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目前，除了财政的稳增长措施之外，货币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如果下一步中国的利率政策放松，可能还要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放松的渠道，即存款利息要下降，降低存准率，这样整个经济体的融资成本才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