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君主。
刘志兵:对,都是君主的,皇帝、君主既然这个都是我的,他也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也想听大家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把政策做的更好一些。所以古代也对这方面有一些认识。像在周朝的时候有一个召公,他就给周厉王提意见,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古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就是说,你治理老百姓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的,就跟治水一样,要有疏导,不要堵,堵了一旦溃坝以后是非常可怕的。
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乡校,那个时候的乡校既是一个学校,同时也是人民聚在一起游戏,议论朝政、议论政治聊天的活动场所,很多人在乡校里面谈论国王、皇帝的得失,这时候有人建议就说你要把这个乡校毁掉,不要让人在这里提意见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回呢?大家在那个地方讨论,讨论对的我就听一下,讨论的不对我就引以为戒了,多好的事情啊,他对这个问题就认识到了。
但是这个问题虽然在封建社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非常到位,而且还成立了一些制度,这让我想起了天安门前有一个华表,这个华表的来历就与批评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古代的时候,当然那时候的通信没有这么发达,君主就让人在人多的道路两旁树起一个木桩来,如果百姓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就刻在这个木桩上,然后他就定期的找人把木桩拿回去,听听群众有什么意见,时间长了就延续成为华表,国家的象征,他们讨论朝政嘛,这就是华表的来历。可以说在古代皇帝对听取批评也采取了一些方式方法,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当讨论这个问题要是影响到他的统治根基的时候就不再听你这个批评了。
像隋炀帝,大家知道隋炀帝是暴君,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日后必报”,你给我提意见影响我的威信、影响我的根基,现在我留着你,日后一定要报。
我们这个党现在来说,过去是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所以我们从根本上讲,我们是能够听进任何的批评的,只要是来自人民的批评,我们都能听得进去。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虽然在总体上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上也可能存在一些小的偏差,这样就难免有的人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影响到我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我们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不断的纠正我们这种思想的偏差,这是说到价值观的问题。
再一个原因,我们在实践上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就是,从党组织的功能,一个是从我们面临的环境来理解。应该说一个人参加一个组织,不仅仅是我们参加一个政党组织,就是一个社会组织,也要参加组织各个活动,这个组织也要制定一些原则、纪律,这样为了使这个组织有战争力,达成共同目的,一定要把权力和自由让度出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一定的组织,这个过程就是去个体化过程,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现在从党组织功能来看,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单位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切的问题党组织都能帮着你解决,你的组织意识特别强,要参加党的组织活动。但是现在市场经济下,很多组织功能都让渡到一些社会团体、社会组织让他们来执行,这样有时候你遇到困难,你当然要找党组织,但是你光去找党组织发现有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你还要去找社会,甚至还要去找关系、找人脉,这时候就影响到他党内的生活锻炼。我如果批评人、得罪了人,影响我的关系、影响我的人脉的时候就会迟疑。
从我们面临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处在一种什么环境下呢?执政的环境、改革开放的环境,处在一种和平的环境,处在一种掌握执政资源的环境。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是处在整天与生死打交道,如果我们的决策出现了错误,直接带来的后果生与死的考验,而且参加到我们这支队伍来的都是下定了决心要跟着我们这支队伍走下去的,大浪淘沙,思想不坚定的人都给淘走了,这些人能够很自觉的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现在加入我们党的队伍来,可能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有个人的一些追求,这样也影响他对党内批评的开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讲一个故事。在前苏联的时候,1918年列宁遇刺,这时候为了保护党的领导人就加强了警卫的级别,但是当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把警卫级别降低下来,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警卫的级别,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跟群众自然而然的隔离开了,听不到群众批评的声音,慢慢慢慢党群关系就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很难开展起来了,这时候在苏联党内就形成了一种叫做夜间人出访文化这么一种现象。什么叫夜间人,就是白天工作的时候很多话我不敢讲,只能在晚上大家聚会的时候讲一讲,上班的时候不能讲,我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在厨房里面讲,这种在当时苏联党内比较盛行,这个问题也是导致苏联共产党最后失败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说我们出去不要封山、封言、封路,老百姓见面以后打个招呼其乐融融多么好,而且他这次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中特别指出开门搞教育、开门听群众的意见、开门查找问题、开门定措施,这样才能够加强党与群众意见,才能更好的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真正的形成党内一种非常活跃的氛围,这是他从实践锻炼来说。
第四个原因,一些批评的制度落实的不是很好。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比较软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有一些硬制度来约束约束他,这方面制度我们很完善,像民主生活会、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党的监督制度、巡视制度,但是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落实的质量不高,有的时候以工作忙为由,就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有的时候在落实生活会的时候就走了形式,这样也影响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的开展,使得这个武器开始生锈了。
主持人:刚才咱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非常深入的娓娓道来,包括给我们结合了很多真实的过去的一些例子和故事,让我们更加深入的感觉到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接下来就是实操的阶段了,刘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它涉及的工作方面点肯定很多,我们想了解一下关键点是在哪里?
刘志兵:我觉得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最根本、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要增强党性,这是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一环。总书记对这个问题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心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获,是主要的原因,一针见血,关键是党性不强。马克思说,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有这么一句格言,就是说几何公理就是违背了人们的意愿人们也会反对的。就是说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党性原则如果你把这个利益摆正了,那么他就不会出问题,一旦在这个党性原则上摆不正,他一定会出问题的。
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召开这么一次会议呢?就是红军当时初创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我们红军怎么建,我们这支党怎么建,党与军队的关系是什么,红军要不要党的领导,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红军到哪里去,这一系列的重大原则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朱德,包括毛泽东,意见也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还写文章来分别阐述自己的意见。在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还没有当选前委书记,陈毅当选,毛泽东离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去搞调查研究去了,这时候党内的问题比较突出。下半年陈毅到上海中央去开会,向中央一五一十原汁原味的汇报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这些思想和认识的问题,中央周恩来就感觉到这些问题非常重要,都是关于我们的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他就让陈毅代他写了一封为中央写了一封回答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封重要的信,“九月来信”,明确的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而且明确指出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这样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称它为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在争论那么大的情况下,大家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还没有出现分裂,大家还是很团结呢?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考虑问题,谁也没有私心杂念,我们以陈毅为例,陈毅已经任前前委书记了,他如果有私心杂念了到了上海会说一些对他有利的问题,毛泽东会不会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就不好说了,但是我们看到陈毅完全站在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开展好党内批评一定要坚持好党性原则,这个问题如果坚持不好其他的一切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最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