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该如何看待177名复旦学子“联名求情”（3）

复旦学子为投毒者求情该否挨骂？

“我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复旦学生的联名求情信，能让人感觉到那种纠结的情感：一方面，对受害同学黄洋的死，他们“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同情”；另一方面，对林森浩投毒行为的愤怒，他们同样“非常愤慨，同声谴责”。这说明，联名写求情信的同学，和我们对这起事件的看法，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作为同窗，他们也许更有一番感同身受之剧痛。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写这封联名信呢？他们要求法院不公开他们的信息，说明自己也很清楚，这封信肯定会给他们带来骂名。事实正是如此，网上各种难听的话都有，有的说“丧尽天良的不止罪犯一人，还有177人”，有的感叹“悲哀，整个复旦的悲哀”……

对此，签名的同学表示，“我们签名都是自发的，大家觉得黄洋已经去了，如果林森浩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损失太大了。我们觉得应该呼吁一下，没有别的目的和想法。”换句话说，他们认为黄洋已经去了，林森浩被判死刑也无法让黄洋回来，而林活着可以赡养黄洋父母。

曾经，有一位母亲，在法庭上为杀害自己独子的凶手这样求情，“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够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当然，这种话从被害者母亲嘴里说出，与从投毒者同窗的嘴里说出，让人感觉不一样，被害者家属的谅解，与旁观者的谅解，性质也完全不同。但是，这些同学原本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为什么还要“瞎掺和”呢？更何况，多位律师已表示，请求信对二审量刑的影响可能性不大。

在我看来，这177名学子写求情信，无论在法律层面有多大意义，至少在道德与情感层面，是一种担当。无论怎样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也是一条生命，任何生命的即将离去，无论如何也不应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这177名学子想要为他们曾经的同学“做点什么”，我认为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说辩护律师为杀人犯辩护，是一项工作，那么复旦学子为向同学投毒的凶手求情，也绝不是“多管闲事”，更不是“丧心病狂”。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做了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应为此痛斥为此咒骂。情与法的冲突背后，不妨让法律的归法律，让情感的归情感—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也不唾弃情感的价值。

复旦177名学子为何为杀人犯求情？

黄洋被投毒致死，让人觉得遗憾，一个年轻的生命，倾注了家庭和社会多少心血，不想还没有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却死于同学之手。我们也会为林森浩惋惜，本该成为国家栋梁的人，却毒杀同寝室同学，让人觉得遗憾。不管林森浩当初投毒的目的是不是只为了教训一下黄洋，其引发的严重后果致黄洋死亡。做为成年人的林森浩，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这是现代法律的基本底线。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故意杀人，林森浩已经造成了杀人的后果，就该为其行为负责，这也是一审法院判处林森浩死刑的缘由。

但现在177位复旦学子，联名为林森浩求情，颠覆了我们沿袭上千年杀人偿命的朴素理念。复旦学子求情的理由竟然是“认为他不是多次杀人、多次伤人的极为凶残的人，我们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按照复旦学子的逻辑，只有多次杀人才能被判处死刑，那么那些因杀一人被判处死刑的人，会不会觉得冤屈？以后只要杀了一个人，就不会被追究责任，那么谁都可以拿起屠刀砍向别人——因为只杀一人不会被追责，那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岂不乱套了？

诚然，求不求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个人的权力，但复旦学子的求情，一方面反映出他们的幼稚和无知，另一方面却让人为未来的法律捍卫者担心——求情者中包括了学习法律的学生，这些将来可能成为法官、律师等法律捍卫者，在为杀人犯求情时，就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法律信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这才是让人真正忧心的地方。一旦他们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会不会同情杀人犯而网开一面，会不会厌恶某人而严法酷刑罪加一等？

现代法治社会，一个人有没有罪，应该由证据说了算。林森浩是谁并不重要，他该不该判处死刑，二审法院会不会会林森浩减刑，取决于有没有新的证据表明林森浩的清白，取决于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否得当，其他一切都是枉然。要不然，以民众的集体意愿就可以赦免杀人犯，那么以民众的意愿就可以杀人，杀无辜的人，那时候，那个无辜人人就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们为杀人犯求情者中的任何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