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云：第六个问题，治理“城市病”要创新体制机制。“城市病”的产生与城市管理水平不高有关，但更多的是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所致。比如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财税体制、土地管理制度规划体制等等。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工作很辛苦，大家也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比如，指标考核体制以及企业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税制结构，使得各个方面发展的欲望很强烈，吸引产业项目落地，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要创新体制机制方面的也很多，一是考核评价机制。这方面的工作市里也正在做，比如今年提出的区县差异化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就只考虑人口调控、发展质量、资源环境三大类，而且在发展质量考核中，首都功能核心区，不考核固定资产投资指标，生态涵养发展区不考核地区生产总数，也不考核固定资产指标。这个能够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引导区县落实区县功能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11:21)
周立云：二是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配置机制。价格改革对治理“城市病”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比如用水，北京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的问题，价格调了以后，还是立竿见影，会有成效的，而且另外一方面，用水多了，排污也多。1亿立方米水要产生0.7亿立方米的排放，价格的调整对促进资源节约利用、保护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主要是居民阶梯水价和交通票价改革，阶梯水价已经推出来了，5月1日开始实施。价格改革任务比较重，今后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如果利用价格杠杆减少机动车的使用，控制机动车的使用强度，这个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伦敦就提出，为拥堵买单的计划就是增收“拥堵费”，为此在伦敦中心区的流量减少了10—30%。今后是不是借鉴这些经验，在严控机动车总量，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推广新能源汽车，提高油品质量之外，可以考虑研究中心城区停车收费标准，甚至收取低排放区交通“拥堵费”。(11:24)
周立云：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各方面都需要加大投入，这个投入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方面要改革。我们有一个统计，到2017年，全市在交通、水务、大气治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资金需求量1.2万亿左右，光靠政府投入这点钱是不够的。需要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积极进入，共同参与。(11:24)
周立云：四是调整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各个区落实区县功能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要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效解决结构雷同、同质竞争的问题。
五是完善规划实施机制。进一步改革规划管理方式，强化规划的权威性、严肃性，避免出现规划随意更改的现象。(11:26)
周立云：六是建设法治城市机制体制。“城市病”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市场主体的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法是最重要的解决之道。今年年初，市人大会讨论通过《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那是治理大气污染重要的法律支撑。今年市里还将审议通过基本住房保障条例，立了法以后，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个政府的保障职责，这对解决住房问题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很多同志都在基层工作，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在解决违法建设、非法经营、环境脏乱等很多问题方面，我们在落实以房管人，提高精细化管理方面，都面临一些法规还不完善，有的法规有，但是有些条例不适应，需要修改，有的需要新制定法规，有一些措施法规规定的措施针对性还不强，迫切还需加强立法。有了法以后还要做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让违法者无利可得。最近审议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评论称之为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也就是对污染者加大了处罚力度。(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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