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云：正是从这一开始出发，立足这个认识，我们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京津冀协同发展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大城市往前面越发展，产业结构聚集在空间上的表现是在不断演变的。西方国家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也是一开始从制造业的东西继续进步，大城市中心原来是制造业中心，后来向组织知识、信息生产、分配传播的中心转变，其影响范围既扩大到他们的直接腹地，又扩大到国际规模的活动。所以北京作为首都，又是环渤海地区的“首位城市”，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配置不会就限定在本行政辖区。(10:56)
周立云：另外一方面，区域协同发展也是解决北京城市功能疏解、控制人口、治理“城市病”难题的根本出路。讲一个数据，比如人口问题，2013年40%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来自津、冀、鲁、晋、蒙等周边城市，其中来自河北的就占到23.7%。大家想想如果河北发展水平和北京相当，河北发展起来，城镇发展水平、就业机会都挺好，肯定可能有效减轻北京人口相关发展要素积聚的要素。我感觉全市上下经过学习讨论，现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越来越统一。就是要发展与调整相结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具体来讲，城市的发展，要治理“城市病”，最现实的抓手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怎么调？无非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增量方面，发展什么，新增什么产业，强调北京并不是不要发展产业，关键看发展什么产业。目前市里正在研究制定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目录，这个产业目录制定出来以后，对聚人多、占地多、高能耗、高水耗、有污染的产业在北京发展就要受限制。相应对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产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它做大做强，关键是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二要退出一些不适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产业，这方面主要是存量的调整。今后新发展的产业，按照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产业目录，有人讲负面清单，不符合进不来。存量里还有一些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产业今后就要调整退出或者疏解。退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就地退出，特别是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染性的一些企业，就地退出，就地淘汰，不是转移的问题。污染性产业转移到哪儿都不好，北京不能搞污染搬迁。这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特别是污染性产业，要就地淘汰。对不适合在北京发展，但是符合河北周边省市发展需要的才能转移。(11:00)
周立云：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个方面，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我们讨论北京城市功能的时候，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首都功能，一个是城市功能，一个是区域功能。首都功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是首都核心功能，这是要不断强化的。区域功能就是要适度疏解，区域性的物流、区域性的专用市场这一类，有一些要适度疏解。而城市功能是要提升的，什么是城市功能，就是我们直接为这座城市服务，或者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功能，这都是城市功能。比如基础设施、城市运行、水电、气热的供应保障，这也是产业，这也是功能。生活服务业等方面，这都是城市功能。这些是要不断地来提升发展质量的。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要在调整退出一些低端服务业态的同时支持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的经营，提高生活服务业的发展品质。特别是在安全生产等方面制定统一的规划，挤压小散乱的低端业态的产业。(11:01)
周立云：第五个问题，治理“城市病”要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病”的产生由城市规划和建设出现偏差的原因，这就是单中心布局，城市发展“摊大饼”。优质资源过分集中中心城区。近些年来，城市发展“摊大饼”发展的格局没有改变，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拓展的范围比较广。城市结合部近邻城市中心区，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利用中心城区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所以发展动力很强，有客观因素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成为北京城市发展中人口增长最快，城乡建设蔓延迅速，发展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违法建设也最多。有一个材料，全市近500万外来人口，450平方公里集体建设用地和近50%的违法建设集中在这个区域。城市结构模式或者布局形态是现代城市规划学在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从单中心集中城市结构过渡到中心敞开式城市结构，是大城市发展的趋势。控制城市“摊大饼”方式发展，主要目的就是建设新城或者副中心。英国1946年通过新城法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伦敦中心50公里的半径范围内组成了8个被称为伦敦新城的卫星城。20实际60年代中期大伦敦发展规划编制以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伦敦及周边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合理均衡的发展问题。这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大伦敦中心为核心，形成伦敦、伯明瀚、曼彻斯特等城市。日本也同样，在内部建了“7大副都心”，在外面建设“3大副都心”。从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看，建设新城和卫星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实际上这些年来也借鉴这个经验。1992年城市规划提出的原则就是分散集团式的布局，提出市区是由中心地区和环绕其周围的10个边缘集团组成。(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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