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为什么忘不了斯大林？

1953年2月28日晚，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受邀到斯大林的别墅看电影。这场聚会与之前若干次一样，拥有丰富而充足的优质酒水供应，主人好客，而客人也如常提心吊胆——晚年的斯大林热衷挑起同僚之间的争斗，自己再作为仲裁者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他还喜欢用高度酒灌醉客人，以便听到真话。

这场聚会在3月1日凌晨4时结束。这一天上午，斯大林没能正常起床，但卫队成员不敢在没有获得他本人授权的前提下私自进入卧室探视。斯大林即将为其享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付出惨痛代价。下午六点半，房间灯光亮起，但斯大林还是没有走出房间。直到晚上十点，有紧急文件需送交斯大林本人，卫队成员才经讨论，派出代表胆战心惊地走进房间。

斯大林蜷缩着坐在地板上，不能开口说话，小便失禁，他中风了，掉在地板上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半，即开灯的时候。没有人敢前去扶起他并交医生，卫队成员向上级请示，上级又向更高的上级请示，连前一天才来赴约看电影的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也不敢做出草率决定。斯大林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从其掌控苏联权柄之日起，就有无数的受害者因此莫名其妙遭遇残酷迫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苏联领导人没有造成任何耽误，斯大林得到有效救治的时间，也不得不拖到3月2日早上七点（实际救治时间）。因为在此之前，斯大林制造了其毕生制造的最后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即所谓的“医生案”，大批医术精湛的医生为此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3月5日上午九点五十，斯大林离世。

赫鲁晓夫在3年后发起了对斯大林的政治清算，这其实是斯大林离世前其所有核心同僚的愿望。之所以时隔3年后才开始清算，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共内部的继承夺权纷乱，但更根本的因素在于斯大林在世期间制造了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以至于继任者在斯大林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本不敢以任何不敬的方式诋毁已被神化的斯大林。并且，斯大林掌权期间，没有任何核心同僚拥有足够接班的政治权威，所有可能挑战乃至于稍稍挑战其权威的人都被掀倒。

几十年之后，俄罗斯人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但仍有很多人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及之后的历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俄共及俄右翼政党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领导）都强调斯大林领导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方面的巨大功勋。俄罗斯人不想回到斯大林时代，却在每每面临俄罗斯主权遇到挑战、边疆分离分裂势力作乱、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刻，怀念那个独裁者。而这也是让西方世界乃至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

英国著名俄苏史研究专家、牛津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谢伟思曾著有《托洛茨基传》、《同志们：共产主义世界史》、《列宁传》等广受好评的作品，他写成的《斯大林传》近日引进内地出版。这本书是在掌握大量史学界未曾广泛掌握的、莫斯科档案馆文件资料，并经查证当事人亲历证词、私人收藏所写成的，全面深入地回顾了斯大林一生。《斯大林传》一书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有关斯大林的许多评价仍有神化的不实之词，但这个人确实也受到了妖魔化——“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善于取悦他人（如果他觉得必要，比如罗斯福总统）；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与诋毁者所称不符的是，他确实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他的政策既有理性的要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

从边缘步入革命中心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8年12月6日出生于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世纪被强行并入俄国，格鲁吉亚民族则必须接受强势的俄罗斯文化同化。这样的民族背景，对斯大林日后提出的民族理论具有重要影响，也埋下了苏联解体后发生在俄罗斯等国的分离分裂冲突的伏笔。

斯大林的父亲是个酗酒的鞋匠，母亲则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父亲带来的家庭暴力，格鲁吉亚人对抗沙俄统治表现出的灵活性（换个角度看就是狡猾性、易变性）、充满愤恨、热衷报复，在后来则放大化地形成为斯大林的政治性格。罗伯特·谢伟思也指出，斯大林的“报复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喜欢击垮对手……（也背弃了）格鲁吉亚的文化（当中）对家庭、朋友、当事人的忠诚。”斯大林掌权后，处死了自己的姻亲、老上级，甚至那些赞助其早期参加革命的人。

1894年，斯大林到第比利斯上中学，就读于一家优秀的东正教中学。诋毁者们通常鄙视斯大林的文学、文化素养，但实际上，斯大林在他的母校获得了颇为全面的语言文化教育，成绩名列前茅。学校也成为他接触革命思想和团体的渠道。

斯大林是以文学青年、报纸编辑、知识分子的角色加入革命的。他多次被抓入监狱，还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并没有扮演令人印象格外深刻的角色，甚至相反，他通常处于政治派系斗争的弱势地位，并因为糟糕的脾气和混乱的私生活而遭到同伴鄙夷，谁也没有估量到他的政治前途。

斯大林的第一次婚姻，以妻子在生下孩子后不久肺结核发病去世告终。这起事件也成为有关斯大林传记中的一个重要争议，一些人认为由此让斯大林变得更为冷酷乃至嗜杀。罗伯特·谢伟思对这种流行说法持怀疑态度，他更倾向于认为成长环境，以及他成年后参与的政治革命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文化对斯大林的政治人格起到的更重要影响。丧偶的斯大林因为全身心对革命的投入，也获得了列宁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