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城镇化应守住哪些“底线”（2）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投资、人居环境改善，一直未受各级政府财政的青睐。这些地方人居环境的相对退化，造成了近20年来我国小城镇的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重减少了10%，这是一个危险的“数字鸿沟”。我国小城镇人居环境与先行城镇化国家的小城镇人居环境之间的差距正越来越大。

这么大的差别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一：政府的注意力和公共财力没有投向小城镇，而几乎所有的支农补贴和扶植政策都是绕过小城镇直奔田头的；原因二：小城镇本身缺土地出让金、没有城市维护费、税收体系不能支撑公共项目投资、缺乏人才。这“四缺”甚至“四无”，是造成我国小城镇跟先行城镇化国家的小城镇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

在编制当前这一轮城镇化中长期规划的过程中，各方几乎同时都认识到小城镇是我国健康城镇化的一个命脉。如果没有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健康的城镇化是无法保证的。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些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如果不够健康、协调，将来即便形成城市群，在经济上也会是低效率的。我们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正因为这样，今后城镇化进程中的相当一部分财政投资应当投向小城镇。概括而言，小城镇必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先做到：要有一套从事城镇规划的管理机构；有一套必要的基础设施，如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有一套地方化的绿色建筑建设和规范管理体系；有一套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学校、医院、没有假货的超市，等等。

这“四个一套”是对小城镇人居环境最基本的要求。小城镇确实要多元化发展，但如果没有了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城镇化会步入险境。

城市和农村要互补发展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城乡互通的人口流动，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因危机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

有些经济学家总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农村的人口搬到城市里来，就完成了城镇化，生产效率会自动提高、社会分工会自动推进、科技水平会自动发展。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底板。

这一底板还会呈现出另外一种作用：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传统农村会越来越“值钱”，乡土文化、一村一品、农业景观、田园风光会变成稀缺资源，由此就会萌发农村旅游热潮，从而带动农村超越工业化阶段，走向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有哪些事或错误的决策，可能会触犯“城市和农村要互补”这条底线呢？

错觉一：过高的城镇化率预期。

当前，各省城镇化规划所设定的城镇化率目标可以不断地随时间攀升到60%、70%、80%……按照这个路子走，其实是有问题的。

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以外来移民为主，且土地辽阔、地势平坦，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这类国家的城镇化率可以达到85%以上甚至90%。另外一类，比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曾积累了丰厚的传统农耕文明。他们的城镇化率峰值一般只能达到65%左右。这些国家的人口大都以原住民为主，且地形大多崎岖不平、人多地少。由于这些国家很多市民的祖先来自农村，一般容易发生“逆城市化”现象。

其实，这类“回归田园”的现象在浙江已经发生。在该省，住在城市里的人口是60%，农村里是40%；住在农村的那40%人口中，60%的人是不务农的，只是居住在农村，其中只有40%是真正务农的人口。由此可见，住在农村的人，未必就是务农的。现在大量城市中的老年居民拿了养老金后到农村租一个房子，住在那里养老，呼吸新鲜空气，种点菜、养养家禽……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此类现象将日益普遍。

错觉二：迷信私有化的土地政策。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农民应该把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卖掉，然后带着所获得的资本到城市中去。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在拉美、非洲早就出现过，农民因为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和房产卖了之后举家迁入城市。

但是，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如果这样做，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有的刚够支付去城市的路费，却再也回不去了。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的权益遭受漠视已成定局。

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城乡互通的人口流动，也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因危机而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 “裸身”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