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摸着石头过河　彰显中国制度优势（2）

我国制度平台成就了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为什么能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答案就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为政策试验搭建了必不可缺的制度平台。

那么，这个制度平台的构成是怎样的？

首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党的行动指南，辩证唯物主义对公共决策有方法论的作用，而这一方法论则是政策试验的哲学依据。

其次，政策试验须在一定的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或政策方案的引导下才能进行，盲目的、随意而为的试验对于公共决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一个基本体现，就是对改革开放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进行战略指导，提出具有统领性、统摄性的大概念、大理论，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重大战略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有这些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的指引，各项具体政策试点的试验就有了方向，就可以解放思想，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大胆探索。

第三，以试验——推广为基础的政策过程的展开，推手和掌控者是公共权力。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实行群众路线的领导制度，则是保障公共权力在公共决策中有效运作的制度性因素。没有这样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给予支撑，政策试验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不争论，大胆地试”留下了制度空间。在领导和群众都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要形成整体性政策并付诸试验是难获共识的，强行决策势必导致社会分裂。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于具有制度弹性，这种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容纳多样性，鼓励试验、探索和创新。如果政策理念或战略构想已经达成共识，在各项重点改革举措的决策上，就可以“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经过试验，从各个试点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对整体性政策有用的成分。这样从点到面，用事实说话，就能够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决策上消除分歧，达成共识。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体制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的。这样，就为政策试验提供了前提条件。倘若不具备这一条件，试点取得的经验就难以转化成政策，难以完成从点到面的推广。原因很简单，在一些政治领导人的政策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政策试验，随着发生政治变动和政策断裂，就失去了彰显其意义和作用的可能性。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赢得了比较优势

35年来，我们党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试、大胆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靠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

比较而言，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为什么直到今天不见引入西方各国的公共决策之中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政治制度具有的制度刚性。

讲到西方的制度刚性，有很多人会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容纳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然而，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西方的制度刚性是很突出的。例如，在全球化已深入到各个角落的当今世界，向其他国家学习是一国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容纳性的自然体现。中国政治领导人和一系列政治文件都倡言向发达国家学习、向美国学习，人们会认为这是寻常之举；但是倘若一个美国领导人在公开政治讲坛上倡言向中国学习，挞伐之声就会纷至沓来。

具体地说，西方政治制度是怎样使政策试验受到扼制的呢？

西方政治体制实行的是自由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吵吵闹闹的制度。现代民主是代议民主，议会制度是基本的政治制度。按照民主原则组织起来并按照民主原则运行的议会制度，是“不安宁的制度”，是“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制度。而且，议员在议会讲坛上的论争，引发着大众传媒和整个社会的喧闹。任何重大政策的制定，都是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议会内外反复博弈的结果，论争、争吵、喧闹只不过是这种博弈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博弈尚未达成结果以前，任何有意义的政策试验都会引发相关利益群体的激烈争议，而在这样的争议声中，试验是无法进行的。因为试验进行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不争论，先行先试，靠经验引路，靠事实说话。显然，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前提是很难创造的。

“议会立法，行政执行”是行政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颇为流行的一种二分法。虽然这种划分很粗糙，但它毕竟还是在大的轮廓上勾划出了西方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功能区分。当代西方国家不管实行哪种政治体制，议会都是基本的决策机构。议会决策，凡属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重要政策的制定，其最后的完成形态都具有法的形式。而政策一旦以法的形式出现，就具有了刚性，不再给政策试验留有施展拳脚的空间，不容许在试点的基础上再对它有所损益。总之，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可能做政策试验；在立法完成以后即使做试验，试点的经验也不可能对政策的完善有所贡献。在西方政治体制下，局部的社会试验是可以进行的；但是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试验，因为在局部范围里进行的实践和探索，不能转化为全国性的政策而得到推广。

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原则的政策试验，已经为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了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也必将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成就新的伟大传奇。

（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