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学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与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近年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与蔓延、各大机构一系列最新研究数据的公布，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选年围绕向富人增税的“巴菲特规则”的激烈论争，更是将收入不平等话题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美国，关注政治和社会平等、主张机会均等、捍卫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自由派学者，与倾向个人自由、维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制度、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学者甚至上演了一场大论战，围绕当代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思想论辩和交锋。

美国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大？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极少数上层阶级在收入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扩大了。但二者间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学者强调，战后长期以来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间的联系已经被打破。在过去30年间，剥削率大大上升，美国社会从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自2000年以来关于顶层收入者的相关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顶层家庭所占收入份额急剧扩大。到2007年，顶层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额达到约24%,是1928年大萧条开始前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从未超过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间。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保守派经济学家就一直在驳斥赛斯的数据，批评其采用的是税前收入，因而没有表明联邦政府以累进税、社会保险和所得税抵免等支付形式进行的货币再分配对富人的影响。康奈尔大学教授理查德·伯克豪瑟等指出，如果采用税后的收入数字并将政府的货币转移也包括在内的话，二者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1979-2007年间，美国顶层2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49%，而中间20%家庭的收入也几乎增加了30%。

近年来，一些无派别倾向的组织机构相继发布最新数据，与保守派的统计结果针锋相对。如2011年10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表明：“1979-2007年间，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税后家庭实际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间3/5的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顶层20%人口的税后实际收入增长了10个百分点，其中绝大部分又流向了1%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额则下降了2—3个百分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2010年美国的家庭总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贫困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谓里根革命开始之初，其所占份额分别是44.1%和4.2%。也就是说，在这30年间，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减少了21.4%，而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

这些新数据被自由派学者广泛引用，以批评和指责当代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而保守派则撰文质疑和攻击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他们强调作为中低阶层美国人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现金津贴没有计算在内，如食物券、收入税抵免以及为儿童提供早期教育的“启蒙计划”和帮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佩尔助学金计划”等，这些津贴实际上每年需花费9000亿美元。

不平等是“好事”还是“坏事”？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好事，它能促使人们努力改变现状。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坦纳比喻说，经济绝非一块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人们成为有野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为更大的分享而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努力、技能、野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不平等的回报。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他们强调天生的不平等制约着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就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顶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也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际流动水平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的话，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关于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国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一直以来三种观点占据主导。首先是全球化论。主张全球化造成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竞争，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第二种观点是技术进步论。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实际上很难与全球化分割，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字化共生共存”。

作为技术进步论的延伸，近些年美国保守派中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哈佛大学高级领袖学者史蒂文·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受教育水平将美国分割成了两个经济上迥然相异的国家。他对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对比后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自由派学者反对教育决定论。他们虽然承认更好的教育终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教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教育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缩小收入差距。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歇尔运用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助益。克鲁格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指出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这样，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因而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受到指责，因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是每一个政客至少在口头上都强调的问题。虽然的确有必要校正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起跑线上存在的不平等，但实现一个在更大范围共享繁荣的社会并不在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