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学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与思考（3）

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自由派学者主张制度政策说，这也是美国理论界关于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第三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在自由派学者看来，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的作用非常关键，它们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能通过产品市场的解除管制以及社会支付、工资设置机制或工人协商权的变化对收入分配产生直接影响。耶鲁大学教授雅各布·汉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罗·皮尔森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决策在塑造市场时偏向特权阶层、牺牲公众利益的结果。他们认为有三个“政治”层面共同推动了这种政治决策的形成：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二是制度。通过“否决点”的塑造，制度规则让行为者有机会通过其希望通过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实施的政策。三是组织。组织在促进政策变化中具有关键作用，而当前美国的组织环境极具偏向性。许多代表商业和富人利益的组织异常强大，并且因为拥有的各种资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青睐；而由于工会的持续性衰落，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小。这三个政治层面共同促成了导致更大不平等的体制性政治偏向。简言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组织及其围绕政策决策和选举进行的斗争构建起美国的政治冲突，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及其联盟推行捍卫其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场。

与这种政治结构决定论的视角不同，一些自由派学者更加强调新自由主义政策选择的作用和影响。克鲁格曼认为，美国不平等增长的真正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鼓励或允许”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运动。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年代”的极端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推动底层阶级收入增长超过了上层阶级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增长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

如何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保守派与自由派学者围绕不平等解决方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对富人增税问题上。一直以来，保守派针对该问题的观点建立在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所谓“涓滴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即对富人减税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投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终使所有人受益。然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令这一说法难以成立。美国《赫芬顿邮报》、《财富》杂志撰稿人桑杰·桑胡认为，涓滴思想背后隐藏的是不平等的合理化，它确保了财富的向上流动而非向下涓滴。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B·莱克提出对富人增税的三个理由：一是缩减长期预算赤字、维持主要服务、捍卫社会保障和医疗、更多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不对中产阶级增税的需要。二是当前富人的税率处于历史低点。1940年至1980年间，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至少是70%。50年代时曾经达到91%，而现在只有35%。三是收入的高度集中使得富人完全有能力支付增加的税收。因此，对富人增税不是保守派所言的“阶级战争”，而是一个人们已经达成的共识。

“涓滴论”因为在实践中的“失效”已很少为保守派提及，他们更倾向于从教育、文化视角解析社会分裂的根源，强调下层阶级更大的经济流动与对富人增税无关，主要问题不是贫富差距而是文化差距。查尔斯·默雷在新著《分裂：美国白人的现状（1960-2010）》中指出，美国产生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层阶级或“认知精英”和下层阶级间的行为差异非常大。他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四种重要社会倾向即婚姻、勤奋、犯罪和虔诚进行研究，认为美国下层阶级传统的市民社会纽带已经完全退化，他们越来越缺乏友善、信任、政治意识和市民参与精神。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伟大社会”时代（指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福利计划正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秩序崩溃的根源。因此，他为改善社会不平等开列的处方完全迥异于自由派，主张摒弃“新政”和“伟大社会”，而代之以一个能够保证基本收入的体制。同时，尤其要坚守美国生活方式的四个传统支柱，即家庭、使命、社区和忠诚，强调这是自华盛顿以来美国社会规划的真正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