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学界围绕不平等问题的争论与思考（2）

不平等是“好事”还是“坏事”？

保守派学者认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收入不平等是好事，它能促使人们努力改变现状。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坦纳比喻说，经济绝非一块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个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这块蛋糕的尺寸是无限的。为了让蛋糕变大，需要人们成为有野心、有技能的风险承担者，为更大的分享而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必然因努力、技能、野心以及承担的风险而得到不平等的回报。在保守派那里，“机会平等”远比“结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学者反对以个人能力和努力来界定不平等，他们强调天生的不平等制约着机会平等的实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就对美国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社会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顶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也认为，美国社会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际流动水平较低，从而形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他预测，到2035年，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会比现在还少，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与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学者更加关注和重视分配，强调如果把经济比作一块大蛋糕的话，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关于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国理论界长期存在争论，一直以来三种观点占据主导。首先是全球化论。主张全球化造成了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其原因一是非技术移民直接参与工作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竞争，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非技术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经由贸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离岸业务等渠道对美国的收入分配造成显著影响。第二种观点是技术进步论。这种观点强调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增长源于经济结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变革实际上很难与全球化分割，全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术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技术进步隐藏在分散的经济活动以及离岸生产背后，“离岸生产与数字化共生共存”。

作为技术进步论的延伸，近些年美国保守派中逐渐流行起一种说法，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哈佛大学高级领袖学者史蒂文·施特劳斯甚至认为，受教育水平将美国分割成了两个经济上迥然相异的国家。他对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进行对比后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自由派学者反对教育决定论。他们虽然承认更好的教育终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教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教育既不能解决失业问题，也不能缩小收入差距。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劳伦斯·米歇尔运用大量数据分析美国失业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失业并非结构性失业，而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意味着今天的失业者最终能够依靠其掌握的技能找到工作，意味着教育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没有助益。克鲁格曼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指出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为一种供需关系的结果。这样，解决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体制，因而没有人会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受到指责，因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是每一个政客至少在口头上都强调的问题。虽然的确有必要校正美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起跑线上存在的不平等，但实现一个在更大范围共享繁荣的社会并不在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