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说法并非始于近几年，这种说法可能比中国崩溃论还早。这种对中国是21世纪主导力量的断言，或者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高度乐观，或者是基于对西方现实社会的极度失望。但是，本文关于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的断言，并不是在重复中国世纪的说法。笔者并不认为西方国家会在21世纪急剧衰落而完全丧失竞争力，尽管西方国家在全球的退缩是一个历史趋势。笔者也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尽管中国很可能在整个21世纪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

中国道路开启全球新时代，并不是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仅仅是指，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成功，正在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正在终结西方的线性史观；正在让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引领世界潮流的“普世模式”，还原为原先的地区性发展模式。中国已摸索出一条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开启了一个没有“普世模式”的时代，一个各种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共存、竞争的多元化时代。

线性史观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当弗兰西斯·福山在1988年预言“历史的终结”时，他把西方国家的制度推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顶峰，预言这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但是福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预言其实不过是重复了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的著名预言“我们将要埋葬你们！”（指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打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二者的区别仅在于，赫鲁晓夫是把苏联制度推到了历史的顶峰，预言西方及全世界的国家最终都要走上苏联的发展道路。福山和赫鲁晓夫的预言有一个共同的本质，二者都把某种既成的制度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看成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楷模和目标。从这意义上说，福山和赫鲁晓夫都是同一种历史哲学的信徒，两人都是黑格尔的忠实学生。

断言世界上某种制度是人类社会万流归宗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典型的线性史观，这种历史观跟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并不是从一个固定的源头开始，像一条河流一样一直蜿蜒流到今天，更不是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自然进化过程。准确地说，人类的历史应当是在“空间上不同地点的此起彼落和时间上的先后继起”：一些文明兴起了、发展了，然后衰落；另一些文明也经历了类似的兴衰。这些时间上先后继起的文明，互相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也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在很多时候，同一空间上出现的不同文明，互相之间只是在时间上正好有先后，只是在文明的表层有某种借鉴和继承关系，所以看起来好像有些文明之间似乎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进程。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

今天的希腊和埃及，跟古希腊、古埃及在时间上有先后，今天的希腊和埃及社会中也很多古希腊、古埃及的历史痕迹，但这些文明之间基本没有本质上的承继关系，各自属于不同性质的文明。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与古代地中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文明的表层也呈现出一种承继关系。但欧洲中世纪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并不是同一个文明体的自然延续。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与中世纪日耳曼封建社会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在性质上却是平行的，并没有先后继承的关系。二者都是从氏族部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仅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而已，仅仅把中世纪兴起的日耳曼文明看成是先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很多历史学家常常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讲述历史，把历史简化为从古代到中古，再到近代和现代的线性发展进程。

没有人会否认，在时间上后成长起来的文明可以从先前其他文明学到很多成就，甚至会改变自己文明的一些特征，但它跟先前的文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发展和延续的关系。比如，1840年以后的中国从西方学习了大量的文明成就，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大量西方文明的痕迹。但中华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并不等于是说现代的中华文明是从西方文明发展而来。很难把学习和引进了西方文明的现代中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逻辑延续。中国还是中国，西方还是西方，两种文明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

比较而言，反对线性史观和进化论的文明史观对历史有更强的解释力。斯宾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的文明史观尽管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是从不同文明的兴衰来理解人类的发展。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都有自己的独立性，人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同文明竞争的历史。笔者倾向于用文明史观来解读当今世界的不同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