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法律语言”（3）

记者:调研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宋北平:调研中，云南省各级检察机关都很重视，调研收获很多。我们收集到了平时难以收集到的第一手信息。比如，我们了解到，由于少数民族语言缺少或没有相应的法律词汇，一些法律术语很难翻译解释，像“拘留”翻译过去就是“关起来”，“逮捕”翻译过去就是“再关起来”。这让犯罪嫌疑人很难理解，会很疑惑地问怎么又关起来了。再比如，缅甸语翻译人员多来自民间，他们很难将汉语法律翻译出来。如果一个缅甸人触犯了中国哪部法律哪个条款，有的翻译可能译不出来，只会翻译成“你犯中国的法了”，这显然会给执法办案带来难题。 

另外，我们还拿到了平时难以拿到的第一手材料，看到了各种法律文书，这是我们以后推动法律语言研究的珍贵资料。 

记者:方言、俗语、网络语言能否运用于法律语言中? 

宋北平:三者都不能运用于法律书面语中。方言可以运用于口语中，俗语、网络语言则不可以。因为法律书面语言不仅给某个案件的参与人看，还要给局外人看。以通用语言撰写，既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沟通交流，也是语言文字方面的法律要求。口语表达时可以使用方言，有些情况下，不使用方言会影响交流，但不使用俗语、网络语言并不影响沟通。 

如何处理法律语言应用中的两对矛盾 

记者:普通话与非普通话、专业化与大众化，是法律语言应用中面临的两对矛盾，该如何处理? 

宋北平:国家推广普通话，但并非强制推行普通话，更不是要求法律语言必须使用普通话。从战略的高度推广普通话与语言交际中使用最有效率的语言，两者并行不悖。易言之，在领域交流中使用领域语言是应该的。也就是说，在法律语言交际中，何时使用普通话，何时使用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以能够实现交际效果的大小为标准。因此，法律实施中强调的不是使用普通话，而是确定、选择何种语言能够实现交际效果的最大化。 

原则上讲，书面法律语言应该使用普通话，而口头法律语言可以使用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前者形成书面语体，后者形成口语体。事实上，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书面语体和口头语体都是并行不悖，一样服从于交际目的。以庭审为例，庭审所需要的书面法律语言，如起诉书、起诉状、答辩状、公诉意见书、辩护词，应该使用普通话，因为这些文书除了参与诉讼的人以外，还需要其他人能够读懂。另一方面，庭审中现场交际，则应该是使用口头法律语言。因为，现场交际以参与现场交际的人能够听懂为目标，与未参与现场交际的人没有关系。如此，方可以实现法律语言交际效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