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强调社区的自我管理、推动实质性社区的发展，是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图为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社区居民服务，该中心将社区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加以集纳、整合，以求归还社区的自治功能。 图片来源：重庆日报

“改革”与“市场”，无疑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键字眼，而“治理”的出现，则成为整个报告的亮点之一。这几个词涉及到当下中国一个非常紧迫的命题：在实现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转变过程中，如何通过社会治理体制等各项具体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优胜劣汰是市场的本能。如果说市场会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原因并非市场有错，而在于我们并没有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未来更加深化的市场改革中，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国家治理体系变得非常重要。这一建设指向三个基本任务：一是在政治层面，完善政治协商机制，通过程序来强化公共权力责任，以应对社会压力；二是在行政层面，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直接回应社会需求，消弭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过度悬殊的利益分化；三是在国家与社会交界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便利，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和社会管理体制不同，社会治理体制的提法强调的是多元化手段的使用，强调的是双向对等沟通。在一个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政府、市场、社会将构成良性合作关系。因此，与带有一定管控意味的社会管理体制比较，社会治理体制更关乎“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全新的社会治理概念背景下，新一轮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特别指出：

重点一：启动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以往的改革中，我们经常说经济政策，很少说社会政策，原因在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做大蛋糕”，但今天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则是“分好蛋糕”。事实上，随着市场化的推进，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未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如此，一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还有所加大。为此，我们必须导入“社会政策”视角，重启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并进行专业化的、精细的社会政策设计。显然，新的社会政策领域的改革，是三中全会报告所折射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