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女儿用余生“续写”《可爱的中国》（3）

“在老同志的讲述中，我听到更多父亲具体的事情，父亲的形象变得完整、清晰，一个念头在我脑中涌动——写一个女儿心中的父亲，为父亲立传！”但有限的文化水平，让方梅的这个念头很快遭遇考验，提笔不知往哪落，几天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写了几段话，自己读起来都觉得不顺畅，“但我没有放弃这个念头，我想，父亲把一生献给了自己坚信的事业，我也要像父亲那样，把‘写父亲’当成一个目标，并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

自此，方梅如燕衔泥一般开始了自己的筑梦之旅。她经常利用出差到外地的机会搜集父亲的资料。“有一次，我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葛源去，许多老红军一早就听说我要来，他们有的在战争中被锯掉了腿，一瘸一拐拄着拐杖赶来；有的已经走不得路，由后人背着搀着赶过来。见了我，放声大哭，说终于见到方志敏的后人了。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感情都寄托在我身上。我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乡亲们也都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吃饭的时候，有两大桌老红军。乡里还特地派了一个秘书来记录，我自己也记，但我文化水平低，记得乱七八糟，只好回去又整理。”方梅经常白天在外采访晚上回去整理笔记，有时发现某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又连夜跑去敲人家的门。

方梅给记者看了一样东西，那是她用塑料膜封住的一封介绍信——“兹有我单位共产党员方梅同志，系方志敏女儿，因采访父亲事迹需要，请配合采访为盼。”信上盖有江西省航运管理局的章。方梅说，她就是凭着这张介绍信走遍了全国。

有一次上海市委搞“可爱的中国”文艺晚会，请方梅去，她给主办方提了一个要求：将给她买飞机票的钱直接发给她，她坐火车去，把省下的钱又买了张去浙江金华的票，“我一直很想见关押父亲的看守所的所长凌凤梧，但因经济不宽裕，没有成行，参加完上海活动，我就直接去了浙江，了却了一桩心愿，也得到了一手资料。”

“最伤心的是有一回坐车，我的笔记本被人偷了。我难过极了，就像弄丢了自己孩子一样，饭也吃不下。我只好重新去采访。不像你们现在有录音笔，我那时候，只有一支笔、一本笔记本。”方梅就是靠着一支笔，一本一本地记，前前后后，一共写下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

书写一个新的可爱的中国

攒下了丰富的史料，方梅开始动笔写。“根据实际情况，我认为写一部《方志敏全传》比较现实、恰当，而且，也只有《全传》才能全景式展现父亲一生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的人格魅力。”从1995年起，方梅就一头钻进《全传》的写作中，从那时，她养成凌晨3点起床的习惯，“凌晨的夜最安静，我能全心投入到写作中。”在写作期间，方梅患上了严重眩晕症，躺在床上不能动，不得不住院治疗。“我为此痛哭不止，生怕完不成写书任务。为了早日康复，我硬撑着离开病床，一手扶墙一手拄木棍，坚持到室外锻炼，跌倒了就爬起来，爬起来再走，靠坚持锻炼把病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