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导层改革战略蕴含的八对关系（6）

过去，将改革综合部门放到政府序列中，这次《决定》将这种组织放到党内，其设置意图符合党章中的组织原则。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机构是受执政党领导的，因此，地方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到什么程度，是由执政党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党中央决定的。这种关系符合笔者曾讲过的“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逻辑。这样的一种政党是“转型性政党”，而不是西方的“交易性政党”，它需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发动机的作用。

也许因为成熟地认识到发展中大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决定》要求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让执政党中央在改革中的地位进一步清晰地显示出来。不过，在党中央总揽改革大权的情况下，地方的自主性边界位于何处呢？《决定》中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事权划分”可以看出部分的逻辑，“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中央可通过安排转移支付将部分事权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这里面的“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的关系体现出权力纵向划分的逻辑。这是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让地方治理主体的权力边界明确起来，让它们知道自己的自主性空间究竟有多大。

内与外

即使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改革的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取决于国内的治理。这与很多小国不一样，它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常常得看外部大国的眼色。不过，即使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改革的效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邓小平之所以将“改革”与“开放”合起来谈，就在于他认识到开放可以带来改革的动力。新领导层特别继承和发展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大力推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取得成功经验，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顺利地进行。这是利用外部积极因素来为改革服务。

至于外部消极因素，譬如说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起其他国家的担忧，尤其是一些潜在的、传统的国际冲突因素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更加活跃起来，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某些困难。新领导层似乎有一种化外部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能力，或许说，把外部因素创造性地纳入了改革战略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