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改革牵引的行政改革涉及大范围的利益格局调整,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因此需要政治上的配套措施,其中属于“加快”性质的有综合反腐体制、全面领导体制、国家安全体制等。这些体制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旨在运用强大的中央权威去克服改革的阻力。正如《决定》中所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保证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至于那些“自下而上的”,旨在长远的政治体制机制改革,则没有表现得那么急。有些改革实践中急不得,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实事求是地想一想,有的改革需要慢慢来。
收与放
总体的收放战略是用宏观上的收来保证微观上的放
新领导层的改革战略可以用“收放自如”这个概念来形容,但这主要不是“想收就收,想放就放”的意思。因为这次改革的关键目标在于形成比较稳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就意味着这一次的某些“放”、某些“收”都具备长期稳定的性质,并且需要有制度化的保障,而不是随着领导者的意愿可以自如地更改。譬如说,在“加快”性质的改革中,政府削减的那些审批权、允许民间进入的经营领域,今后想收回来的难度加大了,尽管理论上仍然是可能的。“收”的部分,譬如说统一的反腐体制和安全体制,也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
经过多年改革中经验教训的洗礼,新领导层的收放战略表现得更加深思熟虑,似乎跳出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循环。总体的收放战略是用宏观上的收来保证微观上的放,多些年前的改革就在运用这种战略,现在看来是能够取得稳定成效的时候了。
点与面
中央表现出了敢于做系统性决策的勇气和信心,同时强调地方和基层需要有改革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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