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商鞅和邓小平为什么能够成功

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改革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在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十六七年,从1069年到1085年。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是因为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因在哪里呢?

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改革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的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励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了。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阻力变小了,新制度就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改革就成功了。如果不能做大蛋糕,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制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改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改革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还有一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改革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成功的改革在突破现有体制时,会出现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因此,突破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是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完全的顶层设计,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么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完全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各种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当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众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新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摘自作者在“东方历史讲堂”所作的“改革的历史”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