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涉农条款解读（26）

现行土地制度安排有巨大优越性，其核心是做到了“涨价归公、地利共享”，中国土地制度安排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是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制度，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必然要占用土地，农地非农使用所形成巨额增值收益是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所带来，国家通过地方政府以土地原来用途给予补偿，而以非农使用后的市场价值卖出土地，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此增值收益又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快速城市化带来大量农地非农使用，及由此形成地方政府巨额土地财政收入。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巨大的过程，土地财政正好弥补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又进一步推动城市有序扩张。待到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不再有规模的扩大，即不再需要征收农地时，城市也就不再有主要来自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土地财政，这个时候，因为城市化已经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完成，没有土地财政，城市仍然可以有序运转。

这个意义上，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是一个极其重要且精良的制度，是助推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是中国最大的制度红利。

遗憾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媒体乃至政策部门对此土地制度多抱非议，其中主要理由是征地损害农民利益，引发社会矛盾，因此要改革现行征地制度。

从笔者在全国调查来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民都盼土地被征收，道理很简单，征地补偿远高于农业收入，且征地往往还要拆迁，而拆迁所获补偿更是远高于征地补偿。农民盼征地、盼拆迁这是一个被刻意忽视的常识。

虽然农民盼征地盼拆迁只是一个常识，但如果政府已经决定要征地拆迁，农民当然会要求更高补偿，且政府越是非拆不可，农民就越是团结起来要更高补偿，原因无他，就是土地不可移动。如果农民都要高价，地方政府改变城市规划，将拟征地区域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农民肯定不满意。

农民要求更高土地补偿这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农民当然希望更多分享农地非农使用的巨额增值收益，但并非提高了征地补偿，农民就会减少分享更大利益的要求，征地冲突就会下降。实际上，最近10年，全国各地征地拆迁补偿都大幅度提高了，因为征地补偿而发生的冲突却更普遍且更激烈了，这就说明，并非仅是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可以解决征地拆迁冲突的。

反过来想倒是，中国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每年征地上千万亩，拆迁数亿平方米，这么巨大的空前绝后的征地拆迁过程，及如此巨额的土地利益分享，没有矛盾怎么可能？有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允许出现冲突，掩盖冲突，对任何冲突都不敢面对，从而错失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良机。

中国未来20年将继续是快速城市化的20年，也就是要继续大规模征地拆迁的20年，20年以后，中国城市化将基本完成，城市不再规模扩张，征地拆迁也就不再有了。那时候，农民再想被征地拆迁就不再有机会了。

征地拆迁的农民并非全国农民，而只是城市近郊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只占全国农民总数的大约5%。实际上，这部分征地拆迁中冲突巨大、整个社会都认为他们利益受损严重的农民，却是中国农民中的强势群体，即使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面，这部分农民的状况也远好于全国农民的状况。北京郊区农民的状况不只是远好于全国农民，而且要好于北京市民，难道这不是所有北京人都知道的常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