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建设思想阵地，把握舆论导向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侯惠勤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在此，我通过“把握舆论导向，建设思想阵地”这个命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对于习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进行解读。以期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勉。

一、厘清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

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的讲话里面讲了两条：一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所以，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意义在于：其一，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来说是一项全局性、大局性的工作。其二，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在经济建设全过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在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工作。既要防止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使得党的全部工作都围绕意识形态，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把意识形态工作仅仅看成是局部的、一条战线的，可以时松时紧，那也是错误的。习总书记的讲话里面讲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对此，全党还有一个公认的观点，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事；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要出大事；有时候经济工作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重大失误，一个政权也可能瓦解和丢失。对此，我们通过对意识形态历史转型的展现，加以剖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有了阶级，有了国家，就有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它存在了几千年。可是，这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诞生的历史过程中。   

传统意识形态有两个特点。一是传统意识形态夺取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和巩固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可能不一致。因此，传统意识形态是断裂的，具有滞后性。比如：我国公元前475年，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但是，到公元前134年以后，董仲舒才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传统意识形态在国家权力面前，它是被动的，被选择的。二是传统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辩护色彩。就是为暴力辩护，为国家权力辩护。因此，传统意识形态又具有明显的依附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意识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型。研究意识形态史的人都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把1776年美国立国看成是现代意识形态时代的元年。因为，它表明了现代意识形态的两个特点。一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一个权力建立、政权建设、国家制度建立的先导。即是说，现代意识形态成为立国的先导。二是现代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核心。即是说，它决定了权力的合法性，决定了国家的形象，决定了国家制度变革的原则和调整的范围。比方说，很多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开创人，像葛兰西、卢卡奇等人认为，“十月革命”成功了，而匈牙利革命及其以后的西方国家的武装斗争却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俄罗斯还是一个传统国家。因此，暴力是国家的核心。所以，在把暴力打碎以后，新的国家制度就建立了。但是，匈牙利以后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国家的核心。因此，哪怕在暴力上打碎了原来的军队，但是如果意识形态没有被打碎，那么，旧的国家政权还会复活。当然，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还可以讨论。但是，现代意识形态无疑起着国家内核的作用。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决定了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瓦解是一个政权瓦解的最关键的内容。所以，苏联的解体从国家政权来说，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崩溃。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尤其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因所在。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所谓的专家观点，令人心急。这些观点表面上看起来，是想为党说话。但是，实际上却干着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事。比方说，前不久，有几位专家在《人民论坛》讲，共产党要善于利用选票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这就牵扯到一个核心问题，我们的民主观是什么？是西方的选举民主，还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民主？二者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对此，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是个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国家的基础是阶级。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运作方式。因此，西方的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力的转让；马克思讲的国家权力是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的委托。可见，二者在赢得合法性上，在着力点上都不一样。

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中讲过，全党要提高大局意识，要从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大局着眼。这个大局离不开意识形态建设。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谁忽视意识形态工作，谁就要犯大的历史性错误。在厘清意识形态工作定位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对重大的理论争论、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分清是非，把握好理论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