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属于我们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转化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一个方面。

歧路：大学管理的行政模式

教育怎么办，改革怎么改？我认为大的目标应该明确，就是更加瞄准人民的幸福。包括大学、小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是这样。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这是基本的路径。

不能否认，我们大学的教育中，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弊端。比如，管办评合一，政府干预过多等。大学管理机制改革属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改革的硬骨头，也是关键的穴位。如何啃这块硬骨头，如何找准穴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轨迹。

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早是一些教会到中国办大学，然后到1895年北洋大学成立，后来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相继建立，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大学。

一开始我们学习日本的办学理念。后来，欧洲的教育理念进入中国，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就是借鉴欧洲的教育理念。1917年前后，有一批人从美国留学回来，包括张伯苓、陶行知、郭秉文等，他们把美国大学的办法、理念带到国内。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渐渐与整个世界大学融为一体。

1949年以后，中国高校管理开始模仿苏联，引进行政管理模式，逐渐脱离了整个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这个基本倾向又分几个不同阶段：

首先是1920年，孙中山给苏联大使加拉罕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学习苏联，然后苏联就派了代表来帮助他。这个期间，孙中山对大学进行了变革，广东当时有几所大学，后来合并为一所大学——广东大学。广东大学以党为主要组织者，党在学校推行自身所持有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后来，这种模式被称为“党化教育”。这一大学与行政紧密结合的模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到了广泛推广。

1952年，中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逐渐形成了偏重理工学科、轻视人文学科，偏重大学的经济和政治工具功能，轻视大学的人文功能的局面。接下来一个时期，大学走向了过度的行政化，大学被定位为官僚机构和工厂，这种局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实际上对大学构成了深层次的损伤。因为，这种模式使学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学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个个掌权、掌钱的外行人手里。

这个总的发展历程显现出我们大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大学不注重学术价值，而重视经济、政治价值，使大学偏离了本原，走入了误区。中国大学发展现状不容乐观，有很多问题，集中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顶端的外移。越来越多的优秀高中生直接就读于世界顶尖大学，这种现象对学生有利，对中国有利，但是对中国高校来说是一个挑战，如果我们不尽快在制度方面进行变革，那我们大学的边缘化状况就会越来越严重；2、大学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杰出的学生、杰出的教师却很少；3、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根据洛桑年度报告，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是不相称的；4、评价方式过于单一。高校间难以形成公平竞争，政府对各个学校的态度不一样，学校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学发展有量的增长，但是在质的提升方面却很难下定论，仍然是粗放式的规模扩张。一些大学靠招生规模来维持生存，并没有走上内涵、自主的发展之路，仍然根据行政逻辑和商业规则运行，学术逻辑被边缘化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第一个是弘扬大学精神，第二个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