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小组成立背景：改革需高层次机构推动

中财办详解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四件事

三中全会的改革逻辑

这次的《决定》不是写写而已，而是要一锤一锤钉下去作为全会文件的直接起草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现在的中国改革早已不是当年可能人人得利的普惠制改革，而是要深刻触动既得利益的深层变革。

历史上有过一个部门提出方向同时能协调推动改革的先例，但是到了当下调整利益格局的攻坚期，没有一个高层次的推动机构，改革是不可能实质推动的，杨伟民这样解析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改革领导小组)的背景。

国家的改革机构的变迁和早年的体改委的沉浮成为了我们国家改革的缩影。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同，好改的改革基本都已改完。杨伟民说，总书记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部门利益和央地关系的调整，是这个国家屡次改革都要下决心触动的顽强壁垒和敏感神经，本次全面改革当然也深刻地涉及到这些问题，在国家计委及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工作了22年的杨伟民，在任发改委秘书长时，牵头组织编制了实施时阻力巨大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的感慨他都了然于胸。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提出了后来被视为衡量一切国家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也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这也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市场的热议。杨伟民认为，“基础性”改为“决定性”是本次会议最大的理论突破，“是否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可能成为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后的第四个“有利于”评判标准。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杨伟民两次将“决定性”误说成“基础性”，他笑称这个词说了20多年了，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在改革中如何能打破惯性思维和行为范式也是同样道理的艰巨课题。

旨在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杨伟民介绍说，尽管在很多“发展”的方面，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很紧迫，但中央领导指示，这次《决定》就是要集中写改革，尤其是重大改革，只有改革的内容才能写进去，目的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整个发展阶段，顺利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财经国家周刊》：民众在此次三中全会召开前有着巨大期待，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改革预期，从之前各种渠道在猜测全会内容就可见一斑，应该说历史性地形成了一种全面关注中央全会的社会局面。在《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也反映强烈，我们想知道，作为起草人，从你的角度如何看待这次会议的地位以及确定的各项改革措施？

杨伟民：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到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同时整个社会也进入到矛盾集中凸显期。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我们推出这样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因为我们国家发布的各种《决定》很多，这份文件可称为“全面改革60条”，这份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只有通过全面的深化改革才能引领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克服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未来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的宏伟目标。

这次改革的意义的重要性，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全会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是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因为这可以说是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破除我们现在仍然存在的体制障碍的“进军号”。

这个《决定》经历了半年多的起草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对文件起草组上报的每一稿，都认真审阅，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全会召开前的6个多月时间里，总书记先后3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2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主持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研究部署起草工作，讨论审议《决定》稿。

在《决定》的两万多字中，可以说“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在参与起草过程中，有两个原则我有着切身体会。第一个原则是从起草伊始中央领导就思想非常明确，这次只写改革，尤其是重大改革，在发展方面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也很紧迫，但是这次不写，只有改革的内容才能写进文件中。

二是包括全会征求意见修改过程中，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如果要把既定的一条重大改革措施力度减弱，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原则上是不能改的，也就是说要保持改革的力度只能加强不能被削弱。

这两条原则表明我们这次改革措施都是非常重大的，《决定》中的每一句话，可能实施后都会给这个领域未来的体制机制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这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精神。

《财经国家周刊》：在会议公报和《决定》公布之后，外界也敏锐地观察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原来“基础性”改为了“决定性”，并且在随后的舆论中引起了外界的热烈讨论，我们在起草过程中是如何确立这一论断的？

杨伟民：我认为这一条也是抓住了我们国家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根本，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我们经过20多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我们国家也可以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仍很不完善。

这次改动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意义是不可估量、非常重大的，我个人觉得未来发挥的作用将不亚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论断。

全会前一个阶段大家都经历了，关于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推进改革，国内外都有很多议论，各个智库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多都没有点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哪里？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过去的认识水平，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仅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上边还有一种力量决定资源配置的话，那么根据这样一种认识设计出来的财税体制也好、金融体制也好，方向和力度上都会有大问题。所以这一论断，是以后所有经济领域改革的突破口，这点突破了其他领域的问题都好办了。

我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现在最突出的是产能过剩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都会有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国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以外，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强烈干预，各个地区都去定一个投资目标，上一些项目，各地产能上去了，对全国来讲就过剩了。其他比如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干预过多有关。

过去说的“三个有利于”，现在我认为应该再加一个“是不是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审视每个领域改革制度安排的效用。今年我们推动了一些改革，包括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稍微有些下滑，当时各个方面都以为中央政府会出手，但是政府没有动，是因为我们要发挥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稳定器作用，我们要相信经过35年的改革建立起的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进行自动调节。

如果用另外一种思路来审视一下也可以观察出来，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领域，比如钢铁、水泥、玻璃(1323, 4.00, 0.30%)、造船等还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风电、太阳能，这些领域的共同点在哪里？都是政府比较关注的领域。而恰恰是我们放得比较早的方面，比如说轻纺、家用电器、轻工这些领域，产能过剩情况相对好很多。

因此，在我们国家解决现实的问题，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政府减少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这也是这次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判断重要的依据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