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控、调控的力度一直趋强、偏强,也可以说,有其优势的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容易成功,但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性往往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由此,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我们的关注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人们注意到其中一个新提法,即市场的作用,从以前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湖北考察时说:“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这“内在规律”重要的在于对“市场作用”的感悟,在此,我们进步飞速。
对市场的感悟与实践的突破
市场作用从封建社会后期萌发,逐渐地解体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但市场力量的盲目性、竞争性、弱肉强食的残酷性,饱受社会主义先驱们的批判,传统经典认为,计划经济是它的替代制度。在实践中,从毛泽东同志开始注意了市场的力量,认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在“苏联模式”为统领思路的年月,这已经相当不易了,但将对市场认识转为实践,谈何容易。
邓小平同志应时而为,他70岁高龄,敏锐看到小岗村的实践。历史上逃荒要饭的那块穷山恶水,“文革”以后,生存面临威胁,联产承包,五六十年代干过,有效,但受批判,签“生死状”干吧。这就是最低层民众最基本的需求。
中国共产党人感悟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改革的“星星之火”燃遍九州。基于对传统经典的突破性创新,邓小平同志虽然在1979年就在与国际人士谈话中说了“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我们党还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商品经济”的过渡。以后,“市场取向”一直是改革弄潮儿的注意点,也是人们的一个争议点。争议的焦点:市场取向了,政府往哪儿放?
其实,市场经济舞台的主角是两位:一是企业,二是消费者。政府则是后台的监控者、协调者、张罗者,亚当·斯密将它看得更低,是“守夜人”。经济学家史正富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主角——地方政府,它们的冲动,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此观点有不少人认同,我则有商榷意见:地方政府毕竟是政府,它们的“冲动”,往往与“政绩”有关,我以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GDP”引领、“形象工程”引领如此强劲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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