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新的制度文明（2）

政治保持独立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2013年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铁道部不复存在了。铁道部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003年和2008年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拆分，但在种种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认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难”。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铁道部最终仍然成为改革的对象，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进历史。

无独有偶，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试图解决美国的老大难问题“控枪”。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学发生震惊全美的枪击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内26人死亡。奥巴马于是把控枪与移民改革定为其第二任期的两大施政重点。之后，奥巴马为控枪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资源。就在参议院投票前两周，奥巴马不仅亲自带领数名康州校园枪击案遇难儿童家长来华盛顿，参与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而且他还做了重大的妥协：禁止攻击性枪支与大容量弹夹销售就从他的控枪方案中消失了。还需要一提的是，自从这次校园悲剧之后，98天内又有2243人做了枪下冤魂。

然而，鲜活的生命抵不住严酷的政治现实——尽管桑迪胡可小学惨案发生后，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四处奔走推动控枪法案立法进程，他们言辞恳切：“记住，这不仅仅是政治”。最终，这个已经打了折扣的禁枪法案胎死腹中。据英国《卫报》调查报道，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中，只有三个人没有收枪击协会的钱。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国会选举又快要到了。当年克林顿利用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优势，曾通过一个控枪法案，结果中期选举，全美持枪协会帮助共和党逆转胜。前车之鉴！哪个议员不心寒。

中国成功把铁道部纳入改革轨道，美国却再走麦城。根本原因就在于，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体制很鲜明的特点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和最终的决策权。

在西方，民众、资本和权力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仅是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财团有利，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处于独立状态的。到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国，虽然三种权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执政高效、强大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低效率一向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100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