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博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撰稿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和人学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数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出版多部个人专著, 主持“改革攻坚阶段的利益冲突与整合研究” 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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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上午好!三中全会刚刚开完,对于这次会议,国内外高度关注,我们很有必要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深入地学习、领会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
这次会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深入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在我们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从会议决定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做出改革决策,直接关系我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长远发展。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三中全会决定实际上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思路);第三,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战略部署。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意义
这次三中全会召开意义十分重大,它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这一次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当前发展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要想深入把握这一次全会召开的重大意义,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和明确今天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到底面临着哪些难题和挑战,意义就在于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系统思路和规划。
习近平就《决定》所做说明中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对于当前我们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想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做分析。
(一)国际环境:基本稳定 ,但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
从当前我们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的国际环境来说,一个基本的判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整体的国际形势和外交环境可能保持基本稳定,但是挑战与压力会越来越大,形势会趋于严峻。为什么说可能会保持基本稳定,这是问题第一个方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的主要经济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像美国、日本、欧盟,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这导致什么?导致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密切了。这种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利益使得我们国内环境和国际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第二,现在美国财务赤字和债务负担非常重,美国政府想遏制中国力不从心,债务负担,财政赤字太重。
第三,尽管现在美国想遏制中国,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部分精力有所牵扯。
以上三个因素考虑,使得我们外交环境和整体形势保持基本稳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崛起,我们面临外部挑战压力越来越大,形势趋于严峻。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三个因素考虑的:
第一,国际恐怖势力,像湄公河领域的糯康、包括索马里海盗,及国内分裂分子与境外的勾结。中国的藏独、疆独,本身并不构成多大危险,重要问题在于与外在势力的勾结,像达赖等。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和平崛起的障碍性因素。
第二,美国对中国遏制姿态重新明显。2011年,美国的反恐任务基本告一段落,本·拉登被打死以后,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太,一方面巩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像日本、韩国,另一方面拉拢与中国有矛盾的某些国家,像越南。越南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曾经抗美援越,牺牲很大,但是现在越南从官方到民间反华情绪很重。2010年夏天我去越南,正好碰到美国和越南在岘港港口联合军演,矛盾所指就是中国。所以美国对中国遏制这种姿态非常明显。中国崛起过程中,最大的障碍除了自己内部问题以外,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全方位的,经济、政治、信息安全,全方位遏制。
第三,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我们都知道,我们周边与很多的国家在领土、领海方面都有争议争端,比如与日本钓鱼岛的问题。很多情况下领土的问题,协商谈判解决不了,历史一再证明,很多情况之下,协商解决问题可能沦为一种空想。像钓鱼岛问题,即使我们想谈,日本方面也没有诚意。
美国对中国遏制的明显,以及中国周边局势的紧张,我们外交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增大,形势的严峻,使得我们很大程度上必须转变以前那种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过于保守的外交理念,本着更为主动、更为积极的外交与军事政策。
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具有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的准备。当然中国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也不想打仗,并且打仗对每一方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战争准备还是要有的。如果你没有战争准备的话,战事一旦开始之后,都会非常不利。
之所以强调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基于周边局势的紧张,再一个,看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规律。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大国崛起》这部片子,我看了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和经验,近现代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经济发展是前提,但是战争是最有效的证明手段。经济发展很重要,国力要雄厚,战争是最有效的证明手段。看近现代的历史,近现代以来,西班牙的“无敌战队”打败过葡萄牙,法国打败过西班牙,德国打败过法国,英国打败过德国和法国。美国更不用说了,美国一战二战都赢了,霸主强国地位打过来的,连日本也是通过战争确定战略地位的。甲午战争时期,当时老大还是中国的,但是甲午海战打完之后,中国就不行了,从此之后,东亚政治格局完全流转。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我们的东北打了一场日俄战争,结果日本又赢了。两场战争的胜利彻底奠定了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地位。
一定发展阶段,世界资源有限,对资源的争夺,有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战争实际上就是利益,所谓利益就叫做资源,为了争夺资源。这个意义上讲,面对全球这样一种能源战略,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国要想实现真正大国崛起,战争这个槛很难避免。当然我们想要避免,一旦战争一起,糟糕的是老百姓,但是这个槛跨不过,很难说你是一个强国。经济承认你很强,如果你军事上不通过实战证明自己,无法说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大国。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国际政治游戏规则,实际上是相当残酷的,是靠实力强化,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一方面是军事实力,当然也还有软实力,外交价值理念。
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打一场适度规模战争,准备还是要有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行。自从70年代末中国军队没有参加过甚至过局部规模的战争,长期和平环境使得军队战斗力受到很大侵蚀和腐蚀。这个意义上来讲,长期的搞军事演习不行,军事演习毕竟是演习。你要真正的实战一次,才会知道到底现在军力在世界上站到几何,什么样的比重。
实际上这样的思路,加强战备,应对形势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已经明确了。十八大报告第九部分,标题叫做“加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十八大报告也讲了“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我国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威胁”就是军事,“非传统安全威胁”就是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比如说斯诺登的棱镜门。我们要依靠美国的科技,受制于西方,相互交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一次三中全会之所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个考虑问题,传统严重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等相互交织,所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然,要求这样。“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世界大战我们打不赢,但是局部、适度规模、可控的有准备的还是可以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标志着我国军事国防建立向更为积极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角色转变了。
习近平多次去军队视察,强调“着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有这种准备。
三中全会就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做了明确部署,“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包括各兵种比例结构都要根据战争需要做出挑战,从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军事力量体系向适应现代战争开始调整转变,因为这是我们外部形势严峻要求的。这是我们外部面临形势的挑战和危机,三中全会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二) 国内环境:问题、矛盾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
就当前国内来说,在当前及未来一段发展时间,在国内建设发展面临的环境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矛盾也非常多很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很多。对于当前我们国内在现代改革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从经济、政治、文化几个方面做一下分析。
1.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根本的问题,就是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权力渗透市场,重生产轻消费、重外需轻内需,国强民不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方式没有根本上得到改变。这都是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
我们传统发展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比如现在的污染问题,我们都知道污染非常严重,比如云南的滇池,尽管前几年昆明市政府投入200亿进行治理,但是效果非常不好。因为它是内湖,水不能污染,一旦污染,想治理很难。根本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难度很大。再一点,随着城市里面对生态文明要求建设标准的不断提高,现在很多的污染企业,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转移,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我去过不少地区调研,过去那种所谓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几乎看不到了,那种垃圾污染,化学污染,非常严重。小河沟里面的水不是墨绿色就是红色的化学污染。正是因为现在化学污染非常严重,所以全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所谓癌症村。一个村里面,可能一百多口人,结果得癌症二十多个,三十多个,包括很多发达省份,江苏、山东都有癌症村。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变,不转变确确实实不行,这是我们讲的当前经济中的污染问题。
再一个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讲这个问题,有的同志不太信服,谁说我们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我们宇宙飞船、航天飞机、超级计算机、蛟龙下海不都很强吗?对。但是这是国家下巨资重点攻关项目,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主要还不体现在国家层面,主要在于社会本身、市场本身,它所具有的内在的创新活力和创新能力。国家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在社会本身、市场本身的创新能力方面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像IBM、微软不是国家攻关攻出来的,它是市场创新的结果。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市场本身的创新能力,至少就今天来说,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再一点,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对于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争议很多,各种观点不统一。但是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体制维持不变,中国出问题,可能早晚出在国有企业上。为什么呢?现在来看,我们很多的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所集中的行业领域,机械制造、能源、化工集中在这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在未来全球性产业转型升级中,早晚会成为夕阳产业。就像80年代纺织行业整体性成为夕阳行业一样。一旦机械制造、能源化工这一方面的国有企业在未来20年之内,在全球性产业转型升级中成为夕阳产业怎么办?太大了,大得不能倒怎么办?只能不停注资,不能动。私有企业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倒闭,但是国有企业不行,你不停地注资,注资很多年了,你怎么办?最后的代价还是需要国家承担。所谓国家承担,实际上就是由社会承担。社会承担就是由我们纳税人承担,都是这样的。因为任何行业总会成为夕阳产业,现在国有企业成为夕阳产业,那就麻烦了。所以,很大程度上,我们国有企业恐怕要退出一部分竞争性领域,它不适合你去做。让市场本身去自主选择,私营企业可以自行了断,国有企业不行。新加坡的学者郑永年曾经说,美国经济问题出在华尔街,中国的经济问题出在国有企业。这个说法有点夸大,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决定里面也有对国有企业的政策。
2.政治挑战
政治方面,同样我们现在的问题同样也很突出。如果不深化民主制度改革,就不可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中国梦最终就难以真正实现。当前政治体制改革面临两大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众、老百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等到出问题了,只能上访。上访作为事后解决渠道大量存在,说明我们事先制度机制表达渠道不通畅,出问题就上访,上访作为事后解决渠道和机制本身也是不健全的。有人讲一百个上访人里面,有五个得到解决就不错了。针对上访的极端发生,地方政府为了截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形成了职业的上访户和截访者,近似于玩笑了。
第二个问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监督的机构很多,制度很多,但是顶用没有?没办法了,贪污腐败案件很大了,兜不住了,才检查。比如说薄熙来案、李春城案等等都这样,说明我们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能说形同虚设,最起码说效力不强。薄熙来这个事件出来以后,新华社发了通稿,薄熙来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期间就有问题。新华社通稿发了以后,网友就跟贴,我在网友跟贴里面找了两段,讲得非常实在和尖锐。
有一个网友说,“他是一天就这样的吗?从一个市委书记到了政治局委员,现在说他从市委书记时就有严重问题,可是他一路升迁,那用他的人是否严重失查?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在这中间,各级纪委在干什么?”。所以这一次三中全会专门就纪委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后面还会讲。
另外一个网友讲,“薄熙来犯罪几十年,到现在才让老百姓知道。谁在履行监督职能?”形式上有很多人履行,实际上谁都履行不好。一方面加强民生建设,一方面腐败问题频出,你让老百姓怎么信服你,怎么认同你?这是根本问题,今天必须解决了。这是我们在政治问题上面临两大问题,都是很紧迫的问题,不能拖了。
3. 文化挑战
当前改革中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反映在文化当中,就是各种社会思潮复杂多样,冲突交锋,价值观领域乱象迭出,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当前矛盾问题太多了,矛盾问题反映在意识形态里面各种观点都有,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特别是网络上,各种观点都有,发牢骚、抱怨的,争议很多。改革这个时代,肯定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但是我们意识形态里面思潮,实际上有些是明显偏激的,这个必须进一步认识分析和批判地。
原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马立诚出了一本书《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尽管这种分析归纳不全面,但是很有启发意义。他说“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党的意识形态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什么意思?老百姓认为好的就是好,认为对就是对,现在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里面都认为凡是发生官民冲突的,当官都不对,老百姓话都对,这就是民粹主义思潮,这种倾向很普遍。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普遍存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对于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再有一个老左派思潮,尽管现在老左派思潮力量不是很强大,但是影响还比较广泛。有一个著名学府的老教授,曾经给他的学院递了一封信,说要把邓小平开除共产党。现在高级知识分子里面,教授里面还有这样考虑问题的,可见左的思维方式改变是很难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变不过来。
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极端自由主义思想,比如政治方面的普选,西方都普选,你共产党不搞普选?比如说土地私有化,我想卖就卖,不想卖就不卖,这就叫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
所以文化领域,现在一团乱象。大家上网可以看到怎么评价毛泽东,网民两极化,有的认为是大救星,有的贬低非常厉害。看了这些评论,我自己精神就像被撕裂一样,同样的一个人物的评价,为什么今天这个社会差别这么大?大家可以上网浏览一下,两极化。文化领域里面各种乱象也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综合现在我们国内的整个改革的问题,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方面,各个方面都说明现在我们的改革重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形势的发展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时刻,三中全会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起,那是关键时刻。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创新体制,中国经济驶入快速发展发展时刻。
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又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关键节点,我们现在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处于现代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时期;处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提执政能力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从现代化初中期阶段向现代化中期跨越,要跨越就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越是在这样的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破除各种障碍,度过这个节点,中国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实现质的突破。现在我们需要实现一个质的突破,从1992年创新体制确立以来,中国不断发展,不断积累量变因素,量变因素积累多了,要实现质变。从这个高度认识三中全会的意义,关系到现代化发展阶段,关系到现代化水平质的突破。如果过不了这个阶段,现代化就会成为烂尾工程,盖了一半盖不了了,不可能最后成功。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全会的公报明确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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