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变，谁哭到最后 （2）

所谓“话筒”，则是指政治发言权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为获得梦寐以求的执政机会，曾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一度引发国内外赞誉潮。去年穆尔西就职总统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所言，历史曾慷慨给予兄弟会和穆尔西一个机会，来证明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可以适应民主体制，并能治理好国家。

一开始似乎不错，穆尔西称自己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承诺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但很快这一切都变成泡影。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一败涂地，治安和安全始终未恢复，各项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变成兄弟会打击异己、加强集权的把戏。去年11月成功调解加沙冲突是穆尔西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转折点，几天后的11月22目，他就发布集权法令试图让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8天后又强行通过宪法草案公投。

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不过是兄弟会的秘密权力中枢——“执行办公室”的傀儡，80％～90％的“穆尔西指令”其实来自该机构的“辅导员”(Guide)们。拥有“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总统穆尔西甚至都不在“辅导员”名单上。在这些保守派主导下，穆尔西政府对政治、经济症结视若无睹，却执著地试图将埃及社会重新伊斯兰化。在开罗执业的律师娜塔莉·莫里隆称，这种做法让兄弟会中的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离去，只剩下最激进、最保守的一群。

而对于这一切，穆尔西和兄弟会却显得迟钝和麻木。他们继续依仗着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兄弟会支持率曾高达80％，穆尔西个人则高达6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就在此次政变危机爆发前夕，他们还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脚”。

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其中一些入选极富争议，如卢克索省长被提名人，就是对1997年导致近60名游客死亡的恐怖事件负责的Jamaa Islamiya组织头目。正如埃及研究专家查伊玛·哈萨博所言，兄弟会核心只顾自身揽权，却忽略了一个常识，即伊斯兰教条不能取代务实的政治、经济计划。经济的萎靡不振，让穆尔西政府承受和穆巴拉克政府后期同样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压力，IMF苛刻的救助条件让他不得不转向卡塔尔，结果是更多的宗教保守政纲出台，并引发更多矛盾。

原本兄弟会拥有最强大的群众势力，信徒号称占埃及总人口1/4，而反对派则四分五裂，观点纷纭，形同散沙。但随着兄弟会不断排斥异己，树立权威，自由派、世俗派、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们纷纷聚集到“反兄弟会”的旗帜下，一如当初他们和兄弟会以“反穆巴拉克”的理由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