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难题（2）

以上海为例，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剧增，从2000年的346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320多万人）猛增至2010年的898万人，年均增长约55万人。其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比例也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28.6万人增至2012年的53.8万人，且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的158所民办小学免费就读。上海为此投入的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大，2012年上海市财政教育投入总量达到700亿元左右，占本市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15%，其中基础教育约473亿元，包括重点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建设以及对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民办小学给予的办学补贴。按40%生源来自随迁子女计算，上海每年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可能超过百亿元。近些年来，上海“两条腿走路”，多个行政部门合作共管，一方面采取扩充公办学校招生计划、设立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建立公办学校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班、随班就读等措施，把他们纳入公办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规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校的办学行为，将其纳入区县教育体系统筹管理。上海市积极贯彻落实“以流入地为主”和“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国家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由于深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隔离和教育管理体制的束缚，教育资源配置极为紧缺，上海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依然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首先是城市的容纳度问题。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15年上海常住居民和外来人口相加，其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将达57.4万人，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将达93.4万人，初中阶段适龄少年将达61.2万多人。如按每班30人计，学前教育阶段尚缺9300多个班级；按每班40人计，小学阶段尚缺8100多个班级，初中阶段缺口将达3100多个班级。其次是“纳民学校”师资问题。“纳民学校”的师资在师生比、性别比、年龄梯度、户籍来源、学历水平等方面均表现出结构性的不合理，且教师无法跻身于职称评审与晋升的行列，影响到工作积极性和专业发展动力。再其次是家校协同教育问题。进城务工人员普遍文化程度偏低，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子女学习，存在教养方式不当等问题。最后是办学成效评价问题。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校办学成效，激励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借鉴解决移民教育问题的国际经验

应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绕不过去的坎儿。类似由农村向城市“移民”的现象，在德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同样存在。

在美国，鉴于公共教育制度带来的政府垄断导致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严重等弊端，1955年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制度。这种制度摒弃了政府向教育提供者（学校）资助的传统做法，变为政府向教育消费者（家长）资助。几经改革，“钱随人走”的“教育券”制度在多个国家得以实施，如美国、英国、新西兰、日本、荷兰、瑞典、加拿大、孟加拉国、智利等。伴随着教育券制度的改革，1992年美国颁布的《特许学校法》及其后出现的特许学校，为美国社会弱势群体子女获得平等教育权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英国，1981年出台了《援助名额法案》，旨在为贫困而有才华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的阶梯，低收入家长能够获得来自独立学校的学费帮助。英国的选择性教育券，可在所有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295个指定的独立学校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