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5）

四、“无悔”还是 “有悔”

在有关知青的话题中， “青春无悔”还是“蹉跎岁月”、 “不堪回首”总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数千万知青个体命运差异过大，而且也因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论往往与当下人们的感觉密切相关。在对那场运动和知青个体命运的分析中，以下几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

第一，要严格区分对运动的总体评价和对知青个体命运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就个人命运来说，不论是 “青春无悔”还是 “蹉跎岁月”，只能是在这个背景、前提下谈论才是有意义的。

第二，1700 万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并不断分化的群体，其中可以区分为许多十分不同的部分： “文化大革命”前与 “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知青， “老三届”与后来下放的知青，到富庶地方与到贫困地区的知青，到农村插队与去兵团、农场的知青，返乡知青与下乡知青， “家庭出身”好与不好的知青，有“后门”和无 “后门”，下乡时间长短、返城先后不同的知青，如此等等。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来同一命运的知青已分属不同的阶层。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抚今追昔，他们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和感受更加多元、复杂。在对知青的解释和评论中，任何“非黑即白”的简单化都是危险的。

第三，当知青们无数次地诉说当年的磨难和痛苦时，也应考虑一下农民的感受。“研究知青问题不仅要听知青的叙述和评价，还要听当地农村人的叙述和评价。”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艰苦劳作，胼手胝足，栉风沐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承载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担。知青回首当年时记起这些场景，多少会平添一些普世精神和悲悯情怀，对当年的不公稍许释然一些。在我们的反思中，如果能去掉一些固化的城乡二元情结，去掉一些潜意识中的城里人身份感，或许更有助于思考一些问题。

第四，对知青问题的思考，只有超越知青身份和个人遭遇，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已有一些论者指出，即使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也会有许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就业，正如 “文化大革命”前一样； 大部分青年也不可能进入大学深造，而是进入工厂、商店、街道等； 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会经历许多曲折、磨难、痛苦甚至失败，也会有不少人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如此等等。

第五，“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否定，但在整个国家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这似乎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一位老知青所说： “‘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 “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承受着 ‘文革’造成的恶果，这就是我们这代人。”

第六，改革开放后众多有成就的人中大多有知青的经历，而且正是这种经历成为他们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成功者或比较顺利者说青春无悔并不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他们也有挫折、痛苦甚至绝望，而无悔的只是没有被这些磨难压倒。 “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知青的命运是坎坷的、不如意的。他们也曾牢骚满腹，怅惘悔恨，抱怨命运的不公。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应深切同情的。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却绝不是垮掉的一代。他们 “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 梁晓声语) 。

总之，就知青的大多数来说，能把 “有悔”和 “无悔”截然分开的并不多，两者似乎只是一体两面。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其参照物也应是理性的。永远不要忘记，知青问题的背后，是那场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动乱——— “文化大革命”。

　五、知青与中国改革

知青一代———特别是其中的 “老三届”———与共和国的历史血肉相连，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中许多人充满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一位作家回忆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她 “最喜爱的是 《红岩》、《欧阳海之歌》和 《青春之歌》”，“也喜欢 《青年近卫军》、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勇敢》，这些都是我早期读的书”。 “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位作家说： “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他们 “渴望

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即为某种神圣目的而死来达到升华精神的崇高境界”。一位走出国门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在信中说：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天然地落到了我们肩上”。他们崇拜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相信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他们充满了革命饥渴和幼稚憧憬，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

这是一个富于热情和理想信念的群体，是一个本应人才辈出的群体，但却遇上了 “文化大革命”！ 在 1968 年开始的下乡运动中，他们一下子被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风暴的中心抛到社会边缘和底层，来到陌生、贫穷的农村。那一刻，他们从工业社会来到农业社会，从造反的红卫兵变成接受 “再教育” 的知青。在《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火车》 《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北京》等怀念故乡、眷恋亲人的诗与歌中，再也看不到当年 “拿起笔做刀枪”的红卫兵风采。下乡之初，他们中一些人也曾豪情万丈： “云天任我飞翔，问何必多情恋故乡。奋红心碧血，长埋妖祸； 荒峦深山，可建天堂。非梦来年，高楼大道，稻菽遍于陇亩香”。有人筹备在农村建立共产主义公社，有人仿效青年毛泽东要在农村创办 “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有人提出到云南建立 “共青城”，有人倡议在东北建立知青 “公社”，实行 “共 产主义”……

这些浪漫的理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落后的农业生产力，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艰苦的劳作，与他们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他们因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过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社会上众多虚伪、丑陋的阴暗面使他们感到个体力量的藐小与无助，经常处于顺从还是抵制的痛苦选择之中。他们也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整别人或被别人整。也有许多知青虽然也曾苦闷、彷徨，但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自觉锻炼、奋发图强。他们中许多人担任了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会计等一些初级技术工作，有的人成长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农村传播城市文明，成为联系城乡的天然桥梁和纽带。他们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农村、农民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经历过这种锻炼的他们，对于返城后的种种困苦和艰难，往往表现出一种 “曾经沧海”的从容与淡定。一些知青锲而不舍地学习、思考，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改革开放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位已下岗的老知青说： “有些人他就是人才，客观条件再恶劣，他还是人才”。还有一些知青远走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并在各种 “洋插队”的知青聚会上共话当年的插队生涯。不论身在何处，也不论什么身份，知青群体大都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他们开办网站，举行联谊会，出版回忆读物，共赴当年插队的乡村。一曲曲怀旧老歌总能使他们热泪潸然，一次次知青聚会总能使他们神往当年。

“知识青年，这个当年我们用汗水和眼泪、苦行和希冀、憧憬和追求充实起来的字眼，饱含着多少更加深沉的意义啊！ ” “我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知青的苦难还在延续。1978 年至 1980 年间遍布全国的 “返城潮”使被上山下乡掩盖了十余年的就业问题极为尖锐地暴露出来，知青成为待业队伍的主体。一些知青遗留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稳定的主要因素，安置待业知青几乎成为许多大城市的头等要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们中间除了少数搭上读大学的末班车外，多数人往往是两手空空进入了而立之年，刚刚开始求职、创业。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因无学历、缺技术、少工龄、无住房等先天不足而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的过早进入失业大军，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在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改革不断提高时，他们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永远不能重演。

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至今我们对这种影响的认识还不够。

知识青年在民间、在底层、在与农民的共同生活和劳作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感性认识，了解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景和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这种特殊的底层经历使他们学会了区别宣传与实际、理想与现实，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容易与底层社会和民众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之熟知国情民意”。他们眼中、笔下的农村和农民，已不同于 《李双双》 《艳阳天》《金光大道》《箭杆河边》，而是 《小鲍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黑土地》 《老井》中的农村和农民。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到了农村 “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对此，一位学者评论说，这两个“才知道”，无论是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都非同小可，意义重大。这就是进步，这就是中国改革的认识基础。人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诸如人民公社化等运动，都在于缺乏对农村、农民的真知！

毛泽东指出：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又说： “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 ( 实践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这是他号召知青下乡的理论基础，而知青也的确在农村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截然不同于 “继续革命”理论那套说教。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插队的经历，使一些知青以特殊的方式开始了某种思想解放的历程。从 70 年代初起，上山下乡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大大降低了知青及其家长对插队的热情。特别是日甚一日的 “走后门”更使运动的道义尽失，知青们不再相信那些虚伪的说教。他们 “已不带任何幻想。兄长们的遭遇已埋葬了所有的烂漫憧憬，我们因为巨大的政策压力而不得不将户口迁到了农村”。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所有知青受到巨大的震撼。“感到五光十色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对原先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对于他们来说，思想解放从那时就开始了，“人们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诗人郭路生 1968 年在 《相信未来》的诗中说： “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相信未来，相信生命，前程呵，一定光明”。没过多久，诗人就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浪漫。1976 年另一位诗人北岛在他的名篇 《我不相信》中说：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怀疑和失望推动着思考，而农村中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又为这种思考提供了空间。一些知青除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还尽一切可能搜集、阅读包括 “黄皮书”、 “灰皮书”在内的各种 “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外优秀书籍，形成了各种 “思想者群落”。 “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阅读、调查、讨论，在远离都市、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贫瘠的山村，开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精神飞地。”一位知青作家回忆说，自己身无分文，却对国家的兴衰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数不清的疑问烦扰着他们，在俭朴的生活中，在孤居独处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厚厚的经典大本”。他们过着一种 “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着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这 “既与他们卑微的社会身份不相称”，也与周围农村或小县城气氛不协调。他们相信： “要了解中国，必先了解农村。他们 ‘设计油印出 《农村社会情况调查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历史到现状，从耕作制度、分配方式到阶级关系、宗族矛盾，从自留地、菜地、自留树、集市贸易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调查之列”。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经过农村调查、实践，于 1968年写出 《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样的知青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影响不容低估。1976 年 4 月天安门广场上展现出来的那些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许多就是他们在那些偏远山村孕育的。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仍有一些人对改革初期迅速出现的那种大推进局面的原因感到困惑。一般认为，大凡一个社会，传统力量越大，教条主义的禁锢越强，与外界隔绝越久，那么，走上改革之路———即社会转型———则势必阻力重重。但中国似乎有些例外。1978 年前后 “两个凡是”之类的 “左”倾思潮一触即溃的失败，证明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与苏联等国家改革中官僚利益集团惰性十足、阻力重重，多数民众态度漠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成熟的基本原因，在于 “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面教育。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景，一个时代 ( 时期) 的曲折、苦难，不过是另一个时期正常发展的必要代价，尽管有时这种代价过于沉重。上山下乡运动使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破灭，但也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年轻，有底层阅历，经受过磨难，有一定知识，思想活跃，埋头苦干，较少旧模式的束缚，是 “左”倾错误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份、经历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对现状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成为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基础，起码在当时不反对改革。数千万生活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前知青或知青思想上的解放为中国第一轮改革注入强大动力，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是中国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改革大推进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教育中的 “左”的错误是红卫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文化大革命” 以 及 知 青 的 经 历，则 是 造 就1976 年后一大批改革者的重要条件。人们不难在许多改革者身上看到知青经历的痕迹。正如不能要求 1966 年时的青年接受改革一样，也不能要求知青不接受改革。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青本能地拥护改革，本能地成为改革的基础，而不像红卫兵那样只能是 “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例如，富于戏剧性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参与其中的对个体经济的围剿和对第三产业的排斥，使萎缩的城市失去了安置知青的岗位； 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庞大的知青待业群体，政府很快果断决定打破原有的劳动就业体制，拓宽就业渠道，发展多种就业形式。知青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和受益者。转型失误使青年学生成为知青，而知青又成为中国成功转型的有力推动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真正的 “再教育”，是一场对知青和全民的有关国情、社会和社会主义观的 “很有必要”的 “再教育”。如同 “文化大革命”一样，上山下乡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成功，这使它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没有这种催化剂，中国的改革不仅肯定还要推迟，而且也不太可能出现改革初期那种大推进的局面。这也是知青对中国改革、中国转型的巨大贡献。

知青已经老去，有关知青的话题还会延续下去，并将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