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评论:本次上海报业调整与改革,你关注的侧重点是什么?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本身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但是在过去发展的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整个媒体业尤其是新媒体业,还未达到与建设“四个中心”相对应的高度。我认为,新媒体在影响社会的方式上,最重要的是沟通方式的变革,这是新媒体的力量所在。要与中国经济中心相匹配的话,媒体若不强大,会是一个很大的跛脚。日本有专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深刻指出,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国家,很大程度上都有着两方面实力,一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媒体力量。日本是经济大国,但不是媒体强国,更没有国际政治地位。这是日本最大的跛脚之处。40多年前的这番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今天,新媒体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原生意义的经济生产力方式,上海在社会经济发展层面已经屡有建树,那么媒体层面呢?我觉得,本次上海报业的调整与改革,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讲的报业转型,而是上海决策层从战略利益出发,经过精心考量的顶层设计。当然,这与媒体环境变迁有一定关系,也与报业发展的实际紧密相连,但仅仅局限于报业自身角度出发思考变革,似乎还是浅了点。
解放评论:感觉你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思考报业发展变化。
喻国明:我们现在经常说新媒体,许多报人简单认为,新媒体就是让传统媒体记者全副“武装”,能写、能拍、能运用各种新技术报道新闻。也有人据此认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方向是全媒体。但我所认为的全媒体,实质上指的是大媒体。大媒体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指新时代的媒体,具有经济社会资源盘整和再造的能力。就目前社会发展现实而言,媒体自身资源其实相当匮乏,即便上海报业集团合并,有人说是巨无霸,拥有200多亿资产等等,在我看来,依然不够。今天的媒体市场应是开放性构造,真正的大媒体应更多地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相互联动,与上海方方面面资源关联起来。这是社会发展对媒体本事或能力的真正要求。其实,在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之初,国内也有一些报业集团尝试吹响集结号,有些我还参与其中。实事求是讲,虽然理念和运作实践都还不错,但开放性和关联性太差,结果还是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循环运作,营养不良,发展出现困境。这是反例,可资借鉴。
解放评论:那你对上海报业集团未来发展的前景,作何判断?
喻国明:上海在关键时期,将原有两大报业集团合并,我认为在上海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媒体转型是有可能成功的,或许会创造属于上海自身的样板模式。为什么这么讲?我说到底,上海有规模“玩”。有规模效应,才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立足。上海有这样的条件,有良好的基础,有强大的资源聚合能力。这些对上海媒体都是得天独厚的禀赋。其实,新媒体的困境不见得比传统媒体好到哪儿去。比如新浪,自身也有危机,淘宝亦如此,风险都很大。传统报业的价值生产和内容生产,如果和新媒体嫁接得比较好,还是会有生命力或者延长生命周期的。另一方面,此次调整与改革是上海的主动行为,说明上海人真是有胆有识。华盛顿邮报,曾经资产上百亿美元,现在只有7个亿,还好遇见了亚马逊接盘,行内讲,也许再过几年跌到2、3个亿,到时候更可怜。如今架构在亚马逊这个平台,新的终端模式、新的运作平台,也许会发挥新的作用。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传统媒体的转型跟环境有关,跟机遇有关。
解放评论:对于报业,你看起来还是很乐观的。
喻国明:倒也不完全是。接下来的话,你们可能不大愿意听。我刚才所说的,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前提,即尊重市场逻辑和新媒体逻辑。习惯与惰性,是传统媒体的通病。用行政力量介入改革,是必要的,意义也是正面的,这第一步可以说是有效的,但是集团成立后,行政之手应让位于市场力量,让位于资本力量。要交给专业团队,在组织架构、运行方式、赢利模式等方面,允许多样化尝试,按市场规律运作、扩张和发展,这一点很重要。要信任专业团队对意识形态的把握和掌控能力。要给转型成长必要的空间,时间上我们毫无退路,空间上必须加以照顾。一句话,在资源整合上,应淡化行政力量,让市场和资本更多参与。
解放评论:请教一下,怎么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市场、资本之间的关系。
喻国明:办好内容抓导向,这没问题。上海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我想说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媒体的困境,不全在于传统媒体本身。在当今融合度极高的社会,传统媒体必须找到与社会资源整合的窗口和路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影响力,才能抓住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建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必须让传统媒体扩张到新的领域,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大英帝国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成功,才有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体系。美国因为经济衰落,在全球范围的话语主导权就大不如前。想说话前,想想有没有说话的资格,这就是规则。上海有那么好的条件,传统媒体重塑影响力,抓牢话语权,借助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边界,完全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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